蒙正发
- 姓名：蒙正发
- 别名：别号樵云
- 性别：男
- 朝代：明末清初
- 出生地：湖广崇阳(今属湖北)人
- 出生日期：
- 逝世日期：
- 民族族群：
蒙正发，明末清初湖广崇阳(今属湖北)人，字圣功，别号樵云。生卒年不详，少颖悟，喜游侠驰射。明崇祯十六年(1643)，曾纠乡勇守城，抵抗张献忠农民军。隆武元年(顺治二年，1645)，起兵抗清，复崇阳。旋兵败，至湖南依何腾蛟，参章旷军幕。永历帝立，官户科给事中兼掌兵科都给事，与袁彭年、金堡、丁时魁、刘湘客等并称“五虎”，彼此互援，参劾官吏，结成“楚党”。永历四年(顺治七年，1650)，为吴贞毓等所倾下狱，赎配为民。后流寓衡阳斗岭，深匿山间，读书以终。
崇祯末年纠集地主武装与张献忠起义军对垒，逐走义军设置的崇阳知县。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占江夏（武昌）后，赴长沙依何腾蛟，任推官，奉命随章旷驻军湘阴，后官进兵部司务、户科给事中。南明永历帝奔南宁后，他与留守瞿式耜守桂林。清兵占桂林时，投水被救，后隐衡阳（一说后降清于衡阳），闭户屏迹以终，年六十二，葬于斗山（今衡南县茅市镇斗山白木村茶叶组）。著有《三湘从事录》、《漆园放言》、《芦草龙壁吟》等书，王夫之为之作序，并为之撰写墓志铭。
蒙正发书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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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黛斯特·米尼翁
写于一八四四年三月至七月，边写边在巴黎《辩论报》上连载，同年七月由出版商克朗多夫斯基出版单行本，一八四五年编入《人间喜剧》第四卷，属“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叙述了一位大作家与一位少女从通信到相爱的故事。小说主题为对金钱婚姻的揭露批判。巴尔扎克认为小说家不仅要摹写社会现象，还须阐明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指出人物和事件背后的意义。在塑造人物上，他强调特性，也强调共性；他说作家的任务在创造典型，使典型个性化，个性典型化。一个美丽而有才识的少女，身价竟完全随父亲财产的多寡而起落。父亲是巨富，求婚者便趋之若鹜，一旦破产则立刻门庭冷落，热情的未婚夫转眼就成了路人。而等父亲再次成为巨富归来时，这位少女顷刻间又身价百倍。举国闻名的诗人、国王御前的官员等各类达官贵人都为了她的八百万财产成为这出喜剧的演员之一。
疑仙传
三卷。旧本题玉简 (生卒年不详)撰。玉简,一说王简,因玉王字形相似无法确定。据书中所记内容,推知玉简当为宋人,其余不详。据其序称,因不敢以神仙为名,所以才名曰 《疑仙传》。书中记录唐开元以后二十二人之事。其书语句拖沓冗长,粗俗拙陋,有的根本不成文。所以 《四库提要》称其“殆粗知字义者所为,虽宋人旧本,无足采录也”。并据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著录于道家类存目。现存 《宝颜堂秘笈》(题王简撰)本、《道藏精华录》(题隐夫玉简撰》本。
易璇玑
南宋吴沆撰。三卷。《通志堂经解》本。此书凡论《易》之文二十七篇,每九篇为一卷。《自序》称:上卷明天理之自然,中卷讲人事之修,下卷备注疏之失。每卷九篇， 杂论 《易》义，计有法天、通六子、贵 中、初上定位、六九定名、天地变卦、 论变有四、有象、求彖、明位、明君道、 明君子、论养、论刑、论伐、辨圣、辨 内外、辨吉凶、通卦、通象、通爻、通 辞、通证、释卦、释系、存互体、广演 等二十七论。是书以观彖为主，因彖求 卦、求象、求爻。“璇玑”，取于王弼 《易略例明象》篇中“处璇玑以观运”之 句。《四库全书》 收入。
红石山
杨朔著。作于1945年。以抗日战争时期为背景,写龙烟铁矿矿工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故事。在日寇统治下,矿工遭受非人的痛苦和压迫。面对敌人的残暴统治,矿工的态度不一。作品着力描绘三类人物。董长兴只对敌人痛恨而缺乏反抗的勇气,最后在痛苦中牺牲。殷冬水既仇恨敌人,又敢于反抗,但只凭个人力量去自发地作斗争,结果被敌人惨杀。胡金海是个勇敢而又富于反抗的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在斗争中逐渐认识组织起来的力量,参加了游击队,组织地下军,最终胜利地解放了矿山,也最后解放了自己。小说通过红石山工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事迹的描绘,说明工人阶级要求解放,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的真理。作者在刻画人物、组织故事、运用语言等方面力求为工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雕菰楼词话
词话。清人焦循(1763—1820)撰。一卷。 循氏有《剧说》已著录。 此编录词话十三则。 焦为学界名家, 于词亦时有灼见。“词律任意断句”条谓:“词不难于长调,而难于长句。词不难于短令,而难于短句。”焦循为当时有名的经学大师,其论词也以有益于经学为主。例如,他重视人的性情感发,而性情之中的“柔气”,就可以通过词曲来表达分泄,这样的话,“则使清纯之气,长流行于诗、古文”。他认为研究经学须深思默会,有时抑塞沉困,机不可转,诗词便可以“移其情而豁其趣”。
春秋集解
十二卷。宋苏辙撰。据其《自序》，此书初稿成于神宗熙宁间谪居高安之时，其后又再三修改而定稿。其时王安石当政，苏氏兄弟因与安石政见不合而被排挤出京。而当时王安石又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于学官，加之当时孙复一派尽弃三传的学风泛滥，苏辙因经传并荒，故作此书以矫之。其说以《左传》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赵诸家以足之”。《自序》称：“余少而治《春秋》，时人多师孙明复，谓孔子作《春秋》略尽一时之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无所复取。余以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至于孔子之所予夺，则丘明容不明尽。故当参以《公》、《穀》、啖、赵诸人。”自杜预以后五百年间，《左传》学一直为治《春秋》者之主流，自唐啖助、赵匡至宋孙复、孙觉，乃提倡“弃传求经”，学风为之一变。苏氏再倡《左氏》释经，反对深文周纳以追求微言大义与褒贬，重视史实，学风亦为之又一变。苏氏于三传之中独重《左传》，正是由于其重视训诂与史实，因此他常把前人深求之义例看成单纯的训诂与史实问题。如隐公四年《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云：“不期而会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即是不期而会，则未必是志相得，其自相矛盾显见。杜沄云：“遇者，草次之辞。二国各简其礼，或道路相逢也。”苏氏用杜义，释之曰：“礼盛曰会，简曰遇”，可谓简而赅。但其尊《左》而轻《公》、《穀》，亦有失偏颇。正如朱彝尊《经义考》引陈宠绪《跋》所指出，《左传》、《公羊》、《穀梁》各有得失，若尽据《左传》而诋《公羊》、《穀梁》，此乃因噎废食，亦不可取。现存有元刻印本、明刊本、《两苏经解》本、经苑本、《丛书集成初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