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丘受戒录
作者：弘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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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策：先秦诸子与史记评述
《春秋策：先秦诸子与史记评述》收藏整理了傅斯年先生关于“战国子家”和《史记》的珍贵讲义资料，前者概括了诸子百家的源流和特点，后者则开创了现代《史记》研究的先河，两部分内容都是傅斯年巅峰时期的精华之作，至今仍为学界所推重。
脉象统类
诊法著作。清沈金鳌撰。一卷。金鳌有《沈氏尊生书》 已著录。作者认为人之有病,由七情所感,六淫所侵,轻重深浅,脉象必现。但人与人异,且病有阴阳之殊,寒热虚实之别,如不明晰脉理脉象,难以诊断无误,故对脉诊较为重视,本书即其研究脉学的结晶。书中载有二十七种脉象,并以浮、沉、迟、数、滑、涩六脉为纲,其他各脉分类归属于六脉之下,区分主脉与类似脉异同点。内容主次分明,颇具特色,切于实用。有乾隆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1773—1774)《沈氏尊生书》刻本,一九五七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
江西诗派小序
诗话著作。宋刘克庄撰。该书一卷,十九则。前十八则分别论述被吕本中列入《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山谷(黄庭坚)、后山(陈师道)、韩子苍(驹)、徐师川(俯)、潘邠老(大临)、三洪(朋、刍、炎)、夏均父(倪)、二谢(逸、薖)、二林(敏修、敏功)、晁叔用(冲之),汪信民(革)、李商老(彭)、三僧(饶节、祖可、善权)、高子勉(荷)、江子之(端本)、李希声錞)、杨信祖(符)等二十三人加吕紫微(本中)共二十四人诗。末则为“总序”,云:“吕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内何人表颙、潘仲达大观有姓名而无诗,诗存者凡二十四家。王直方诗绝少,无可采。馀二十三家,部帙稍多,今取其全篇佳者,或一联一句可讽咏者,或对偶工者,各著于编,以便观览。”又谓以吕本中本人“继宗派”,庶几不失其初意。书中论黄庭坚称:“国初诗人,如潘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作。杨、刘则又专为崑体,故优人有挦扯义山之诮。苏、梅二子,稍变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为大家数,学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极其天才笔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锻炼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后出,会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蒐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于宋诗发展演变轨迹之勾勒及黄庭坚所以成为江西诗派宗祖之论述,极为精要,颇为后人所称引。有《历代诗话续编》本。
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
编者佚名。一卷。记载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癸酉科进士题名。分右榜(蒙古人、色目人)、左榜(汉人、南人)两部分,各五十人,均分别书其籍贯、氏族、别字、出生年月日及三代姓名。其中题名者如余阙、月鲁不花、明安达尔、丑闾、塔不歹、宇文公谅、李齐、聂炳、成遵、张桢等,皆可见于《元史》。书后附策问题二道,对策十余篇。在元登科记录传世极少的情况下,此书成为研究元代科举制度的重要参考资料。清钱大昕《元史氏族志》亦取材于此书。有元统元年刻本、《宋元科举三录》本。
史通
唐朝史学家刘知几撰。二十卷四十九篇。书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内篇三十六篇，多论史书源流、体例和编撰方法;外篇十三篇，多论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刘知几在该书中批判了史学著作中流行的宿命论观点，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对于《汉书》之类史籍专列五行、符瑞等《志》，把灾异、图谶、神怪故事作为天命的征兆，穿凿附会，大量记载，则斥之为“言无准的，事涉虚妄”，主张废除。认为历史是变化发展的，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去评判人物和事件，决定写史的详略。还反对是古非今，认为不应“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认为史家必须兼有才、学、识“三长”，而特别重视“史识”。对于写史，则提倡直笔，主张“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要求做到“不掩恶，不虚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并对迎合权势或从个人恩怨出发进行讳饰的史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史通》中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卓越见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史通》在重视人事作用的同时，往往把某些统治人物的性格、道德、智能等看作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说明作者的史观仍属唯心主义的范畴。注本有清代浦起龙《史通通释》，新标点本又附录《史通补释》、《史通通释补》和《史通增释序》三种。
起信论捷要
起信论捷要，二卷，明正远注并序，李腾芳序，真智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