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萨本行经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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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斋闲录
笔记，采摘当时的相关文集、档案、地方志、碑帖等诸种文献内容，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揭示了明前期尤其是建文朝的某些历史面貌，具有重要的史料和文学价值。
滇黔土司婚礼记
清代陈鼎据自身经历写《滇黔土司婚礼记》一书,对清初西南地区龙氏土司家族婚姻习俗进行了详细记录,涵盖婚前,婚礼,婚后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研究明清时期土司家族婚姻习俗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清代陈鼎《滇黔土司婚礼记》自康熙间刊行以来，因有鼎自言娶滇黔土司女事，故《知不知斋丛书》、《昭代丛书》、《通学斋丛书》、《小方壶斋奥地丛钞》、《香艳丛书》、《笔记小说大观》等诸书并（民国）《贵州通志》等方志均有收录。然陈鼎于此书中详叙婚礼而不言土司所居。
春秋尊王发微
十二卷。孙复撰。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着此书。此书是现存最早的宋代《春秋》学专着。此书上祖唐啖助、赵匡、陆淳废传解注，以经求经，直寻大义之风，又兼宗韩愈排斥佛教，以为佛家是以春秋乱中国之旨，力主“尊王攘夷”。如此书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下云：“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此为尊王。又如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极邢”条下云：“齐桓公每天遂以来二十年”用师征伐皆称人者，以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未着，微之也。”而于此言“师”，乃因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渐见，少进之也。”此为攘夷。历来治《春秋》者，皆谓《春秋》一书寓意褒贬。如庄公八年《经》“秋，师还”，《穀梁》以“还”为善辞，而《左传》亦云“君子是以善鲁庄公”，这是褒。又如隐公八年《经》“郑伯使宛来归祊”，《穀梁》以名宛为“贬郑伯、恶与地”，这是贬。而《公》、《穀》所谓的《春秋》大义，主要也在于褒善贬恶。然孙复发孟子所谓“《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之意，认为《春秋》有贬无褒。如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葵丘之会，《公》、《穀》根据日月例，以为是美桓公尊天子。然此书却云：“桓公图伯，由帅诸侯，外攘夷狄，讨逆诛乱，以救中国。经营驰骤，出入上下三十年，劳亦至矣。然自服强楚，其心乃盈，不能朝于京师，翼戴天子，兴衰振治，以复文武之业。前此五年致王世子于旨上，今复致宰周公于葵丘，观其心也盈已甚矣!……此葵丘之盟，桓公之恶从可见矣。”诚如南宋大学者朱熹所说，《春秋》只是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并没有在文词字句中隐寓什么褒贬，诸儒之言褒贬者已属无稽之谈，而孙复所创之“有贬无褒”之说更是臆度妄断。孔氏《春秋尊王发微》首开宋代以苛议说《春秋》之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常秩批评孙复之言曰：“明复为《春秋》，犹商鞅之法，弃灰于道者有刑，步过六尺者有诛。”叶梦得着《石林春秋传》，于诸家义疏多所排斥，但特别反对孙复此书，认为孙复不深于礼乐，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害于经者，虽概以礼论当时之过，而不能尽礼之制，尤为肤浅。尽管诸儒对孙复此书多所批评，但此书在当时影响极大，开了宋学之先河。现存有宋抄本，清《通志堂经解》本等。
楞严经直解
楞严经直解，十卷，明广莫直解，李太冲序，马正初序，李云龙赞。亦称《楞严经直解》。佛典注疏。明代广莫撰。是唐般剌密帝译《楞严经》的注释书。作者认为《楞严经》是“方等中圆教所摄”。其正文释经分为三分:序、正宗、流通。“正宗”又有五分:理分、行分、证分、结经名、绪馀。本书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印行流通。见载于日本《续藏经》。
楞严经正见
楞严经正见，十卷，清济时述，盛符升序，王潠序，道一后序（二篇），无名正见禅人后序。
梵网菩萨戒经义疏发隐
梵网菩萨戒经义疏发隐，五卷，明袾宏发隐并序，卷一末附半月诵戒仪式。全称《梵网经心地品菩萨戒义疏发隐》,简称《梵网菩萨戒经义疏发隐》。律学著述。明万历十五年(1587)袾宏撰。系隋智顗述、灌顶记《菩萨戒义疏》的注释书。本书在各段经文前配有科文,疏文及发隐文则随各段经文而出。层次清晰,便于阅读。见载于日本《续藏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