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先比丘经译注

作者:佚名
那先比丘经译注

简称《那先经》。佛教经典。失译人名。二卷。约产生于公元前1世纪的西北印度,最早所用的语种不详,有梵语、混合梵语等不同说法。后形成南、北两种传本。北本于东汉时传入中国,即收入汉文大藏经中的二卷本。南本则约定型于公元4世纪,即收入南传巴利三藏并流传于南传佛教各国的《弥兰陀王之问经》(巴利文Milindapanha)。北本的内容相当于南本的序言及前三部分,篇幅约为南本的四分之一。该经以公元前2世纪入主西北印度的希腊系大夏国王弥兰陀与印度佛教僧侣那先进行讨论的形式,论述了轮回业报、涅槃解脱、灵魂观、佛身观等一系列佛教理论问题,对于了解印度佛教、印度与希腊文化的交流有着重要意义。汉文异译本有:(1)三卷本,失译人名,附东晋录;(2)一卷本,已佚。巴利文本则有僧伽罗文、泰文、罗马文等不同文字的拼写本,内容基本相同,略有差异。近代并有英、法、德、日等各种文字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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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书。元吴师道撰。《四部备要》本33卷。《战国策》编自汉刘向,注始后汉高诱。传至北宋,正文及高注均有佚缺。曾巩曾合诸本作校补。南宋时姚宏及鲍彪以曾巩校本为基础,分别作注。姚氏仍刘向所定编次,稍补高注之缺,重校正,兼训释,凡所增注,悉冠以“续”字,是为姚氏续注本。鲍氏则打乱刘向旧有章次,以王系事,重定编次,又考之《史记》诸书,新为之注,是为鲍氏新注本。吴师道以为,鲍注虽于高注讹漏多所补正,然缺失仍多。便以鲍注为底本,参以姚注,重作校注,撰成此编。是书一仍鲍氏所定章次,但又取刘向、曾巩所校33篇486章旧第置于卷首,以存旧本章次。是书为校补鲍注而作,凡校正者,标以“正曰”;凡补注者,标以“补曰”。书首有《校正凡例》并自序。《四库提要》称是书“撮举彪注之大纰缪者凡19条,议论皆极精审。其他随文驳正,亦具有条例。古来注是书者,固当以师道为最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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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卷。元赵汸撰。赵汸尊其师黄泽之说,《春秋》以《左传》为主,注则宗杜预。《左传》有所不及者,以《公》、《穀》二传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陈傅良《左传章旨》通之。此书即是采陈傅良之说以补杜氏《集解》之未及。赵氏认为,杜预偏于《左传》,陈傅良则偏于《穀梁》,如果用陈氏之长以补杜氏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传》之非,则双方皆可得笔削义例。触类旁通,传注得失、辨释悉当。不但有补于杜注,有功于《左传》,即孔子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见。其《自序》云:“《左氏》于二百四十二年事变略具始终,而赴告之情,策书之体亦一二有见焉,则其事与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笔削见义。《公羊》、《穀梁》以书不书发人,不可谓无所受者,然不知其文则史也。夫得其事究其文而义有不通者有之,未有不得其事不究其文而能通其义者。故三传得失虽殊,而学《春秋》者必自《左传》始。”赵汸因其师黄泽《春秋》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必先考史法而后圣人之法可求,若基本原脉络,则尽在《左传》”之教,乃取《左传注》诸书读之,“数年然后知鲁史旧章犹赖《左氏》存其梗概。……又十余年,又知三传而后,说《春秋》惟杜元凯、陈君举为有据依。”此书与其《集传》,在宋元皆为用力较勤之作。现存元至正二十年刻、明弘治六年重修本、明初刻本、明正德汪克锡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玉玲珑阁丛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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