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源崇嶽禅师语录

作者:松源崇岳
松源崇嶽禅师语录

凡二卷。宋代僧松源崇嶽(1132~1202)撰,善开等编。宁宗嘉泰三年(1203)刊行。又作松源和尚语录、松源语录、松源禅师语录。收于卍续藏第一二一册。内容包括澄照禅院语、报恩光孝禅寺语、实际禅院语、荐福禅院语等八会之语录,以及秉拂普说、法语、颂古、赞佛祖、偈颂等,卷末附录陆游所撰之塔铭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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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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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诗文别集。八卷。宋林亦之(1136—1185)撰。林亦之,字学可,号月渔,福清(今福建福清县)人。亦之是林光朝之弟子。光朝讲学于红泉,去世后,学者请亦之继其席。赵汝愚统管福建时,曾向朝廷推荐亦之,未及用而卒。景定间,赠迪功郎,学者称“网山先生”。刘克庄序称,“至于网山论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志,得少陵之体。其律诗高妙者,绝类唐人。”推之的确如此。所著《网山集》八卷,其中诗二卷、文六卷。有 《四库全书》和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家塾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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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塾教学法》是我国教育史上首部以“教学法”命名的理论著作。清代教育家唐彪博采众多书法家和文字学家的精辟言论,融入自己的实践经验,介绍了阅读方法和技巧,给出了具体的写作指导,诸多语文教学理论至今仍然值得借鉴。此次重新整理出版,对符合当下“大语文改革”教学思想及启蒙教育理念的内容进行了挖掘,力求为现代儿童教育提供有益的参考。

温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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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病著作。一卷,清·叶天士述,相传系叶氏门人顾景文记录整理而成。传本不一,其一传于叶氏门人华岫云,王孟英《温热经纬》中《外感温热篇》的原文即据于此;又本见于唐大烈《吴医汇讲》卷一,名为《温症论治》,内容与华氏本大同小异,次序略有不同,章虚谷注本即本于此,名为《叶天士温热论》,收入《医门棒喝》中。本书记录了叶氏对温热病论述的精华部分,重点分析了温邪的传变规律,温热病的病理、诊法和治法,创立了卫、气、营、血的辨证体系,对临床有现实指导意义。

上海滩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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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熊佛西写于1956年。本剧描写资本家王子明一家在上海解放前夕、解放初期、五反运动、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四个时期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变化,揭示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新中国成立后所走过的历史道路,歌颂了党的政策的正确和威力。剧中的王子明,解放前夕因舍不得丢下自己一手创办的元丰纺织厂,把汤恩伯逃跑时送给他家的飞机票撕了。但资本家信奉的是钱、金条,认为只有“这才是真正的力量”,因此不可能很顺从地坐上社会主义的航船。解放后不久,他便犯下偷税、漏税、抽逃资金、棉花掺假等“五毒”行为。五反运动开始,他还同心腹赵国初订立攻守同盟、企图蒙混过关。他的弟弟王子澄在解放后抗拒改造,曾抽逃资金去香港、台湾,把华生橡胶厂的烂摊子扔给政府,由于碰了壁才重又回到上海。这一切描写都生动地刻画了未经改造的资本家形象。同时,剧作又真实地揭示了他们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剧中,党支部书记、女工田英的形象,刻画得相当成功。她正确执行党对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既严正揭露王子明的“五毒”行为,又通过他的妻子丁静芳、亲威丁慕之等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还利用赵国初的坦白交代宣传党的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样,在党的政策的巨大威力面前,在家庭内部的催促下,王子明终于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剧本反映的四个时期的斗争生活,都发生在春天,“春天”是新生命的季节,正是在这“上海滩的春天”中,资产阶级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开始成为社会的新人。这是最早的一部反映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剧作。

缁衣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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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卷。明黄道周撰。是书为崇祯十一年(1628)黄道周官少詹事时所进《礼记》注五篇之四。《缁衣》为《礼记》篇名。黄道周将《缁衣》分为二十三章,卷一共七章:不烦第一,咸服第二,殊心第三,民表第四,好仁第五,王言第六,禁行第七;卷二共六章:德壹第八,壹德第九,示厚第十,不劳第十一,成教第十二,忠敬第十三;卷三共五章:亲贤第十四,慎溺第十五,体会第十六,壹类第十七,好正第十八;卷四共五章:坚着第十九,德惠第二十,声成第二十一,成信第二十二,恒德第二十三。每章各证以史事二百余条,以明好恶、刑赏之道。其训释之意在于讽谏,故所采于君心好恶,纲领之原,以至三代而下治乱盛衰之故无不包举。有康熙中刊本、《石斋全书》本。

礼记纂言

礼记纂言

三十六卷。元吴澄撰。澄字幼清,号草庐、江西崇仁人。南宋咸淳末举进士不第。入元,荐擢翰林应奉文字。泰定初年开经庭,澄为讲官,曾主修《英宗实录》,诏加为资善大夫,广招门徒,从学者数千百人,卒谥文正,为元代着名学者,着有《老子注》和诸经《纂言》等。据元代危素为澄所作《年谱》载,至顺三年(1332)澄年八十四,是年为抚州郡学,《礼记纂言》成;而虞集《行状》则称成于至顺四年,即澄卒之岁,其言颇不相合,可见此书为澄晚年之作。《礼记》,据《汉书·艺文志》载为《仪礼》附庸,原有一百三十一篇,后戴德取其八十五篇而成《大戴礼记》,其侄戴胜则删作四十九篇,是为《礼记》。《礼记纂言》每卷为一篇,其大旨以为《戴记》经文庞杂,故疑其多有错简,故每一篇中,其经文皆以类相从,使其上下意义连属贯通,而识其章句于左。其三十六篇次序也以类相从。共有《通礼》九篇、《丧礼》十一篇、《祭礼》四篇、《通论》十一篇,各有其标目。如《通礼》首篇为《曲礼》,而以《少仪》、《玉藻》等篇附后,与《礼记》原有体制大有不同。又如《大学》、《中庸》别为一书是为遵程朱之法;又以《投壶》、《奔丧》归入《仪礼》;并将《冠礼》、《昏礼》、《乡饮酒礼》、《射义》、《燕义》、《聘义》六篇单辑为《仪礼传》,多有诸如此类迥然与古制相异之法,确为其独到之处。其说解亦常发前儒之所未发,颇有新意。全书结构严整、次序井然,颇得时人誉言。虞集于吴氏《行状》称其始终先后,最为精密,先王之遗制,圣贤之格言,其仅存可靠者,统表而存之,各有所附。所评虽未免过誉之处,然作者不袭旧例,自创新制的方法确为《礼记》研究另辟了蹊径。有明正德间刻本、明嘉靖中新安黄氏刊本、崇祯中刊本、高安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