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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证人
伦纳德·沃尔被控谋杀富婆艾米丽以图染指其巨额遗产，他却一再表明自己的无辜。伦纳德的妻子是唯一能够证明他无罪的证人，却以控方证人的身份出庭指证其确实犯有谋杀罪。伦纳德几乎陷入绝境，直到一个神秘女人的出现…… 墙上的犬形图案；召唤死亡的收音机；蓝色瓷罐的秘密；一只疯狂的灰猫……十一篇神秘的怪谈，最可怕的不是“幽灵”，而是你心中的魔鬼。
中国乡约制度
社会学家杨开道著。1937年首印于山东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在书中，作者将中国农村组织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①周以前的传说时期；②秦汉以后的破坏时期；③北宋熙宁以后的补救时期。乡约产生于中国农村组织发展的第三个时期。通过对乡约在宋明以来的理论和实践的流变分析，作者明确指出：赞赏吕氏乡约那种民约民治精神和朱熹对乡约的增补和完善，尤其是明代晚期通过陆世仪等人将乡约、保甲、社仓、社学四者结合，乡约为纲而虚，保甲、社仓、社学为目而实的设想；反对明清乡约由王阳明开启的那种官方主导，自上而下，强迫民众参加的做法，这种做法打掉士绅在乡约中主导地位，直接割裂了乡约、保甲、社仓、社学，各行其是，将乡约变成了宣讲圣谕的御用工具。 在《中国乡约制度》之前，杨开道发表了《中国农村组织史略》《乡约制度的研究》《吕新吾的乡甲约制度》等文，力图从对中国乡约传统的解读中，分析出民治的因素。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乡约是可以被现代农村组织借鉴的，“乡约发起的动机，完全合于现代地方共同社会的原理”，进而“由村自治而区自治，由区自治而县自治，由县自治而省自治，一步一步的上升，以完全民治的国家”。杨开道对乡约制度的论述，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但之后，杨开道对乡约制度能否在中国现代农村实施有了疑问，他的农村组织和农村自治理论，越来越多地显现出西方社会自治的特征。
后画录
中国画评品著作。一名《后画品》、《帝京寺录》。唐代释彦悰撰。一卷。成书于唐代贞观九年(635),初名《帝京寺录》。主要版本有明人翻刻南宋本、《王氏画苑》本、《津逮秘书》本、《佩文斋书画谱》本、《丛书集成》本、《中国画论类编》本、《画品丛书》、《中国书画全书》本、《画学集成》本等。该书就所见长安各寺院名画,系以品题,藉以续写姚最《续画品》。录郑法士、田僧亮、展子虔、董伯仁、阎立本、范长寿、尉迟乙僧等二十七人,记时代、官职并对其绘画艺术加以简洁而精辟的评论。《后画录》是中国绘画史上一部重要的评品著作,它继续了六朝时代的审美风尚和理想,客观反映了隋唐之际画坛的概况。
御药院方
方书。元许国祯等撰。十一卷。国祯字进之,曲沃 (今属山西) 人。博通经史,尤精医术。曾以治愈元世祖及庄太后病而医名大著。历提点太医院事、礼部尚书、翰林集贤大学士。取御药院淳祐二年 (1242)所刊方书,正讹补缺,详加修订,于至元四年 (1267) 成此书,约十五万字。卷一,风药门,八十九方。卷二,治伤寒门,四十七方。卷三、卷四,治一切气门,一百六十五方。卷五,治痰饮门,一百零四方。卷六,补虚损门,一百零九方。卷七,积热门,二十二方; 治泄痢门,二十一方。卷八,治杂病门,一百二十八方。卷九,治咽喉口齿门,一百四十七方。卷十,治眼目门,四十二方; 洗面药门,二十五方; 治疮肿折伤正骨门,五十七方。卷十一,治妇人诸疾门,三十五方; 治小儿诸疾门,九十八方。共载方一千零八十九首。书中搜集金、元以前宫廷用方,多以丸、散、膏、丹剂型配成。不见于其他方书者颇多。所载珍贵的文献资料,对研究金元以前宫廷用药极有价值,其方对现代临床应用,也有参考价值。有日宽政十年 (1798) 活字本,一九八三年中医古籍出版社铅印本。
偷莲
下午，太阳刚刚落土的时候，那个红鼻子的老长工和看牛的小伙子秋福，跑到小主人底房间里来了。
“怎么？汉少爷！……”那个老长工低声地微微地笑着，摸着胡子：“守湖的事情……”
汉少爷放下手中的牙牌书，说：
“我去！我对爹爹说过了的。……”
“真的吗？”秋福夹在中间问。
“真的！”
皇清开国方略
又名《清开国方略》、 《开国方略》、《皇朝开国方略》。33卷。清乾隆三十九年 (1774) 阿桂、梁国治、和珅等奉敕编辑，乾隆五十一年 (1786)成书。该书采用编年体体例记载了清朝开国史。在卷首篇里，记载了努尔哈赤前史; 卷一至卷八记“太祖高皇帝”，从努尔哈赤万历十一年(1583)起兵征讨尼堪外兰，攻克图伦城开始，至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逝世; 卷九至卷三十一记“太宗文皇帝”皇太极朝的事迹; 卷三十二记“世祖章皇帝”福临嗣位、入关、定都北京的事迹。在卷首的前面，有清高宗弘历御笔作序及其同臣下的“联句”以及编辑人的上进表文，书末有编撰人写的跋。乾隆皇帝敕命编撰此书，主要是为了要“直书”爱新觉罗家族的崛起、兴盛及有清一代的开国者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统一女真、建立大清国、巩固和扩大满族共同体、入主中原统治全国的丰功伟绩。因此，虽称资料来源是“依三朝实录”，曲笔失实之处颇多，但它对研究清入关前史、满族史、爱新觉罗家族史仍有很大的参考作用。有光绪十年 (1884) 上海广百宋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