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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论书
一卷。书论。宋代黄庭坚撰。散见《山谷文集》和《山谷题跋》。内容包括甚广,整理绎绪,大要有三:(1)认为“墨池笔冢,非传者之妄也”,故异常重视字内功夫,并从用笔、用墨、读帖、临摹等方面予以阐发。用笔主张“悬腕”、“高执笔”,提倡“锋藏笔中,意在笔前”;读帖强调要“观之入神”、“会之于心”;临摹认为“不必一笔一画以为准”,不能学魏晋人用字多破体;用墨主张不宜过浓,也不宜过淡。此均经验之谈。其中“高执笔”为后人学大草及草书开了新门径,山谷于此成尤存巨功。(2)“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胸中有万卷书”。他认为,要使书艺脱俗,仅凭字内功夫犹难奏效,须求之于字外。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品道德,所谓“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二是渊博学识,所谓“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并认为苏轼书所以能脱俗,就在于“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这是唐代张怀瓘“先文而后墨”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与苏轼所说的“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的观点尤相契合,体现出宋人所重的文人趣味。三是触物感悟。他认为:“张长史折钗股,颜太师屋漏痕,王右军锥画沙、印印泥,怀素飞鸟出林、惊蛇入草,索靖银钩虿尾,同是一笔法: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亦即以自然为法。并认为自己草书,是“得江山之物”,用笔“少进”乃“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的结果。(3)“凡书百病,惟不可俗。”他论书专重“韵”,“韵”乃“俗”之反,于此提出品鉴书法的三个标准,即不俗、韵胜、字中有笔。所谓不俗,是指书法要体现书家的完美人格和渊深学养。所谓韵胜,是指书家精神世界与字的结体得势高度统一。所谓字中有笔,既指全幅体势新巧,抖擞峻拔,亦指笔画别出心裁,欹正相生。这些见解对后世书论颇有影响。
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撰。该书共分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之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等6章。主要总结清末以来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和改造,论述史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主张用西方史学方法来整理东方古代文明。并详细分析、论述了史料的种类和搜集、鉴别、排比、归纳史料的方法。该书《自序》说:“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该书第1章中说:“举要言之,则中国史之主的如下: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能够从民族、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角度,着眼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又如中国史研究的项目如政治组织、阶级制度、家族等社会团体、法律、衣食住行、农工商业、经济制度、入口增殖与迁移、中西交通、民族思想及宗教信仰等等,都具有较高的见识,为现代史学所遵循。书成于1921年,由作者在南开大学所讲的《中国文化史稿》编订而成。最初发表在1921年的《改造》杂志上。有1924年、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及1985年岳麓书社《梁启超史学四种》本,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9年中华书局据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版影印《饮饮室合集》本等。
议练民兵守淮疏
辛弃疾所写关于练兵抗金的奏疏。主要阐述抗金收复中原的主张。在奏疏中,他提出了建立和训练民兵的积极建议,认为“养兵必以民”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反侵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
明世宗实录
五百六十六卷。起正德十六年四月，讫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始修于隆庆元年（1567）四月，徐阶任总裁。神宗即位，改命张居正等续修。万历五年（1577年）八月修成。
涅槃经本有今无偈论
陈优禅尼国沙门真谛译,天亲菩萨造，兼释诸行无常偈。
因缘僧护经
佛说因缘僧护经，失译，一卷。五百商人入海时，请僧护为说法者。迨至海中，龙王乞僧护去授四龙子以四阿含经。商人还时，僧护自海出同还。途中相失。见地狱中五十六事。次至五百仙人处一宿济度之。来见佛，问因缘。佛一一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