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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汀州府志
福建地方志。清曾日瑛等修，李绂等纂。四十五卷，首一卷。是志以崇祯“唐志”为本，增订而成。乾隆十六年(1751)成书。首载府总图、府治、府学、长汀等县十九图。正文分星野、建置、山川、疆域、城池、风俗、古迹、物产、户役、田赋、典礼、学校、选举、杂记等二十七门，二十五目。约四十三万字。为该地现存卷帙最多内容较丰富的地方志书。体例遵《清一统志》和《福建通志》。其山川、风俗、气候、物产较旧志补漏颇多。新增学校、选举诸门。山川、物产、人物诸门记载较详。其特点是分县记山川、水利、古迹等项，合载其物产。艺文载各种书、序、刻、说、记、传、议等三百三十余。祥异目辑录自宋治平四年(1067)以来水、旱、地震等情况，为该地历史、自然重要资料。其体例颇混杂，气候、岁时附于风俗。有乾隆十七年(1752)刻本，同治六年(1867)延楷刻本，台北《中国方志丛书》本。
吕祖金华宗旨阐幽问答
问：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欲免轮回，须从无形做功夫？
答曰：无从做功夫。究竟何以做？将谓静中可得，动则失。不知动之所以失，由静之无以得。夫静无得，动有失，皆未达道也。汝所云，形而上，止言其当然，未识其所以然，刻下惟于有迹探无迹，有迹而无迹，迷者千里，悟者一朝。
答万季埜诗问
清代诗论著作。1卷。吴乔著。全书为问答形式,共27则。其论诗重视“命意”,要求“其中有人”,反对拘泥声韵,执着死法;提倡“三百篇”的传统,尊唐、薄宋,力贬明诗;强调诗的特征,并以米“酿而为酒”与“炊而为饭”来比喻诗与文的差异。在回答具体问题中，体现出吴乔的反拟古主义的诗歌主张。清初反拟古主义，始有钱谦益，其后冯班、吴乔等起而响应。吴乔论诗，主张诗要有寓意，他认为，唐诗的优点，就在于“读唐人诗集，知其性情，知其学问，知其立志”，而“明人以声音笑貌学唐人”，只是注重修辞形式，结果“千人一体”，终不能超过唐人。他最推崇的是晚唐李商隐的诗，这也可能与他推崇委婉寓意的诗歌主张有关，他曾选录李的无题诗，猜度其意旨，作《西昆发微》。吴乔认为拟古诗内容空虚，而强调寓意，这基本上抓住了要害。他指出“诗中须有人，……诗而有境、有情、则有人在其中”。“有人”与否、寓意的存无，决定诗句的“死”、“活”。诗句的死、活另外还与表现手法有关，在此方面，他最崇尚的是诗三百的“比兴”手法，“大抵文章，实做则有尽，虚做则无穷。雅、颂多赋，是实做，风骚多比、兴，是虚作。唐诗多宗风骚，所以灵妙”。他还比较了唐、宋、明各代诗歌，认为“唐人作诗， 自述己意，不必求人知之，亦不在人人说好，宋人皆欲人人知我意，明人必欲人人说好，故不相入”，宋、 明诗的局限，就在于太实太露，无言外之意，而不象唐人那样“实话亦虚”。“比兴意在言外，不可以言求意”，这就是吴氏重视比兴的原因。答问中，吴氏还指出了诗文的区别， “唯是体制辞语不同”，两者都需有寓意，但是具体表现形式又不同。在论诗歌的演变时，他坚持“变复”主张， 强调“复”的同时，要“变”，这也是对拟古派的反动，这种见解是合乎艺术发展史的运动规律的。
求野录
一卷。原题客溪樵隐编，即明邓凯撰。《求野录》记永历覆亡时事，自永历十二年(1658年)起，迄于康熙元年(1662年)永历帝被俘于昆明遇害止。首述孙可望、李定国、白文选等人事，既而述永历帝亡入缅甸，后被新缅王献于吴三桂之史实。于李定国苦心支撑，力图恢复之事记载较详。书用纲目体。《求野录》与《也是录》均为记述桂王由滇入缅事，起迄年月相同，叙事相近，而《求野录》中叙李定国军中事较详细，为《也是录》中不载。作者身历其境，记叙应不失实。但全祖望认为《求野录》于李定国责之太过，似过于苛求。李念慈、傅以礼等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求野录》即《也是录》作者邓凯所撰，最初提出这一看法的是《南疆逸史》的作者温睿临。近人夏定域先生则认为客溪樵隐似为永历朝湖广巡抚胡钦华所撰，因明亡后胡钦华即隐居于贵州余庆县之客溪，且认为《求野录》即胡所作《天南纪事》之别称。《求野录》有《明季稗史汇编》本、《三异词录》旧抄本、《明末十家集》本、《八家集》抄本、《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本、《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栴檀香身陀罗尼经
宋中印土沙门法贤译，诵者，得见观自在菩萨，亦治恶癞疮癣。
阿弥陀佛说咒
收于大正新修大藏经宝积部、涅槃部的一部由阿弥陀（无量寿）如来所说的密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