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等三昧行法

作者:智顗
方等三昧行法

全一卷。智顗所说,门人灌顶笔受。为行方等三昧之仪轨作法。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六册。又称大方等行法、方等三昧仪、方等忏仪、方等行法等。方等三昧与法华三昧同属摩诃止观四种三昧中之半行半坐三昧,乃基于大方等陀罗尼经之行法,为诵持陀罗尼,忏悔行道,期以延年增寿,得现世利益之单纯行法。另国清百录亦收有方等忏法,为此行法之别行本。

猜你喜欢的书

觉醒之书

觉醒之书

在本书中,作者用渊博的学识,借助明治时期遗留下来的第一手资料,讲诉了日本从德川幕府时期到明治维新,再到近现代的政权更替和政治改革的历程,并从历史、政治、军事、宗教等各个方面回答了当今西方观察者心中最大的疑问:在一个握有实权的君王的统治下,当今日本究竟是如何以让人惊讶的速度发展起来的,及其与中国、印度等邻国的关系。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不仅是一本了解日本的著作,也是一本引人思考的著作。

锦片前程

锦片前程

《锦片前程》以富家小姐邵宝珠不满家人安排的婚姻最终离家出走为主线,展现了新时代女性摆脱家庭的牢笼,对新生活的向往。邵宝珠不惜与家人大闹离家出走,欲与情人祝长青厮守。大学生祝长青在好友毛正义革命大义面前,最终选择了离开爱人邵宝珠参加革命。毛正义在忙碌于革命之时偶然认识邵宝珠,并对其产生了爱慕,欲通过妹妹毛正芳与邵宝珠的同学关系加深彼此的了解。尽管邵宝珠离开家庭,去路不得而知,但通过其与祝长青、毛正义、毛正芳的关系网中可知,可知其未来是一片锦绣前程。

春花

春花

现代长篇小说。王统照著。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12月初版,列入“良友文学丛书”;上海晨光图书公司1948年5月重版,改题《春华》,列入“晨光文学丛书”。收《自序》1篇。小说反映了山东济南的一群知识青年,在五四运动后各自所走的不同道路。作品描写坚石原是黎明学会的中坚分子,学生运动受了挫折后,他从斗争中退出,对理想感到茫然。为了避开苦闷的人生,他决定离家出走。过了8个月的佛门生活之后,他后悔与老朋友分道扬镳,最后又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巽甫是个幻想变革的青年,他辞去路政局的美差,与一些青年去苏联考察,对革命有了新的认识,回国后参加了实际斗争。身木立志科学救国,努力读书,后来由中国共产党秘密送往海参崴学习深造。义修是个矛盾论者,又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当遇到挫折后,便感伤厌世,看破红尘。作者采取若干主角平行发展的结构方式,“在不同的生活途径上显示只有大同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动态”《自序》)。

藤香馆词

藤香馆词

词别集。近代薛时雨著。二卷。 凡《西湖橹唱》、《江舟欸乃》各一卷。有同治五 年(1866)刊本,卷首有李肇增、杨叔怿序及作 者自序,卷末有金鸿佺、张景祁、董慎言跋。另 有同治七年刊本,与《藤香馆诗删存》合刊;同 治十年刊本,与《藤香馆诗钞》、《续钞》合刊。通 行本为民国二十六年(1937)开明书店排印陈 乃乾辑《清名家词》本。

方言校笺

方言校笺

考订《方言》的著作。周祖谟撰。书前有作者1950年自序。1956年由科学出版社合吴晓铃《方言校笺通检》为《方言校笺及通检》出版。是书以宋李孟传刻本为底本,参酌清载震、卢文弨、刘台拱、王念孙、钱绎等人整理过的本子,并旁征字书、韵书、类书及其他典籍所引《方言》及郭璞注文,详论各家是非,细加比勘。所用主要参考书宋代以前者即达三十多种。其中原本《玉篇》残卷、《玉烛宝典》、慧琳《一切经音义》、《倭名类聚抄》、王仁煦《切韵》《唐韵》残卷等均为清人所未见。是书集前人之大成,又多所创获,对讹字、脱字、衍文及错乱之处的订正,甚为精当。罗常培序称之为“后出转精的定本”。书中所附《方言地名简要图》,对了解汉代方言分区,亦甚有裨益。罗常培序及作者自序论述了《方言》的作者、性质、价值等问题,并有对于研究《方言》的著述的评价,亦甚有参考价值。《方言校笺》有1994年中华书局印本。

四分比丘尼戒本

四分比丘尼戒本

佛教戒本。传统题作后秦佛陀耶舍译,唐怀素集。一卷。北图有珍33等九十号左右。英、法、俄、日等藏有S.440、P.2310等数十号。传统认为此戒本是怀素在佛陀耶舍所译《四分律比丘尼戒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但历代经录无佛陀耶舍译《四分律比丘尼戒本》之记载。故此戒本或是怀素据《四分律比丘戒本》之体例,从《四分律》关于比丘尼之戒律中集出;或佛陀耶舍翻译,经录失载。戒本把比丘尼应遵守之戒律以条文的形式一一列出,成为中国比丘尼日常生活所依据的规范。敦煌地区尼僧数量颇多,故此类戒本颇受重视。历代大藏经均收,敦煌本保留了较早的形态,可供校勘。S.1167题记谓:“比丘尼 先为师僧父母,后为己身,时诵《尼戒》一卷。龙兴寺僧智照写。”上海图书馆127号题记谓:“子年十一月,比丘潜均写。”北寒100题记谓:“比丘常秘写。”北生22题记谓:“写,戊寅年五月十六日,梁再兴。”S.6637题记谓:“比丘尼灵相戒本。”北辰47题记:“戒意”,显然也是比丘尼的名字。由此可知,敦煌比丘尼所用之戒本大抵为比丘或俗人抄写。或者反映了当时比丘尼的文化层次与在教团中的地位均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