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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蠹斋铅刀编
诗文别集。全称《蠹斋先生铅刀编》。三十二卷，其中诗十五卷。宋周孚撰。南宋孝宗淳熙六年己亥(1179)，当孚卒后之二年，孚友人解百禴为整理其诗、文，刊行于京口，陈珙为序。淳熙七、八年间，辛弃疾复刊于长沙，丘崈为序见(见《嘉定镇江志》附录)。二本并行，内容大体相同，珙序及《嘉定镇江志》皆谓为三十卷。然京口本实为三十二卷。与本集目录之后解百禴跋语所云相合。盖多出之二卷，乃卷三一、三二之《非诗辨妄》，百禴取之以附行耳。《宋史·艺文志》著录，三十二卷。《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谓一部四册，《箓竹堂书目》卷三同。长沙本久佚，今所传皆京口本。卷一收赋二首、古律诗二十一首。卷二至卷一五收古律诗三百五十六首。卷一五至卷三○收表、笺、启、书、序、记、疏、青词、赞、碑、铭等各体文共一百四十七篇。末二卷《非诗辨妄》凡五十一则，为非郑樵《诗辨妄》而作。此二卷之后，为《蠹斋拾遗诗》，凡十四首。其集有明抄本，其书卷首有目录二卷，目录后有解百禴跋。有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书，该本删去目录二卷，并删去解百禴之跋，实属可惜。日本静嘉文库有影宋抄本。
医灯续焰
诊法著作。明王绍隆撰,清潘楫辑注。二十一卷。绍隆武林(今浙江杭州)人。楫为隆之门人,以平日先生所教者辑录并注解之,后附以方药,意指挑其灯而续其焰,故名。初刊于顺治九年(1652)。首取崔嘉彦 《四言举要》 予以注释。后分论血脉隧道、法地合心、始生营卫、气动脉应、寸口大会、男女定位、七诊九候、四时胃气、平和迟数、内外诸因、各脉形象、各脉主病、脉病顺逆、外感内伤各脉证、奇经八脉、反关脉、真藏脉等,凡八十一篇。另有补遗各证疗法、望闻问切、辨舌、医范、病则诸篇。因脉及证,因证及方。注文多据经典及张洁古、刘完素、朱丹溪、李东垣诸家学说,并结合个人经验,内容较详备。为研究中医诊断学的参考文献。有顺治九年刻本,《中国医学大成》 本。
太上老君说上七灭罪集福妙经
太上老君说上七灭罪集福妙经，撰人不详。似出于唐代。一卷，收入《正统道藏》太清部。经文仅千余字，乃太上老君宣讲道法。谓世间万民不信三宝，背正信邪。每到上七之日，有斗口使者抄录其善恶，上奏天曹，减尅寿算。老君遂派遣北斗七真为灭罪消灾兴福助善天尊，并说《上七妙经》。令善男善女每月上七之日修建章醮，供养烧香，念诵此经。如无力修奉，可以酎水献花，对北斗稽首礼拜，念诵北斗十大天尊及本命真君名号。如此则可消灾忏罪，请福延生。如不信者则有天，神夺其寿算，转生为禽兽，永失人身。
百正集
诗别集。南宋末连文凤撰。三卷。文凤字百正，号应山，三山(今属福建)人。入元，改姓名为罗公福，为“月泉吟社”中人，相传：至元二十三年，吴渭邀谢翱、文凤等，举月泉诗社，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征诗四方，得二千七百余首，文凤名列第一，余未详。其集久不传，清修《四库全书》时，据《永乐大典》所载，辑成是编，厘为三卷。卷一、二为诸体诗百余首，卷三为赋三篇，序、记各二篇，说、传各一篇。《四库全书总目》评云：“观其所佛，大抵清切流丽， 自抒性灵，无宋末江湖诸人纤琐粗犷之习”，“文格雅洁，亦不失前民矩矱”。有《丛书集成初编》本，《知不足斋丛书》、《四库全书》本。今人栾贵明自现存《永乐大典》中又辑得六条。见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四库辑本别辑拾遗》下册。
风雨像生货郎旦
简名《货郎旦》。杂剧剧本。元无名氏作。四折,旦本。剧写李彦和娶妓女张玉娥为妾，玉娥不贤，竟将彦和之妻气死。玉娥与其奸夫魏邦彦合谋，盗了彦和的财产，烧了他的房舍，又将彦和及其家人骗至河边，推彦和于河中，彦和后得救；正勒杀彦和之子春郎及其奶母张三姑时，为人撞见，春郎及三姑幸免一死。张三姑因衣食无着，无法养活春郎，乃将春郎卖与拈各千户为子；自己跟随说唱货郎儿艺人，学唱谋生。十三年后，春郎长大成人，承袭千户之职。一日外出，停歇馆驿之中，找来艺人说唱消遣，巧遇说唱货郎儿的张三姑与李彦和，三人相认，一家团聚。张玉娥和魏邦彦因欺侵窝脱银被捉，送到春郎千户处。春郎依法将他们处斩，报了昔日之仇。此剧谴责妓女，反映封建社会一夫多妻的家庭矛盾，为元剧中常见主题，但亦可见当时社会生活的一斑。第四折的〔九转货郎儿〕描绘生动，曲词甚美，别致动人，艺术价值颇高，为元剧中的精品。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炳麟著。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仍以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政治观点,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1902年发表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仿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一文即其代表。章炳麟在这封信中批驳了此文对革命的种种非难,阐述了中国必须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张,为当时革命派对改良派进行公开论战打响了第一炮。文章围绕着中国应“立宪”还是“革命”这一中心问题,着重驳斥了保皇派康有为提出的中国人民“公理未明,旧俗俱在”,因而只可“仿行立宪,不能行革命”的谬论,指出“公理之未明,则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他又针对康有为“保皇是天命注定”的谬论,认为革命是“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认为“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他深信中国经过“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革命之后,将建立民主共和的制度,信中表现作者不信天命,信革命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有力地鞭挞了勾结帝国主义的满清政府的罪恶,揭露保皇派的反动本质。此信发表后引起反动派的极端恐惧,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是有力的鼓舞。但信中在反满思想中掺杂了不少大汉族主义的糟粕。全文万余言,以古今中外的实例佐证,阐述民族民主革命思想,观点鲜明,气势凌厉,说服力和感染力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