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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四世
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作于1597年的一出历史剧,共上下两篇。亨利四世虽然夺取了理查二世的王位，但引起了各封建主的不满，内乱不止。亨利四世准备率师平叛，却又担心着另一件事，这就是太子威尔士的不求上进。亨利四世亲征前，唤来太子予以教训。太子表示痛改前非，愿以光荣的鲜血洗尽往日的耻辱。太子临征时，任命整天同他在“野猪头酒馆”鬼混的福斯塔夫为队长。这个流氓利用征兵的机会大捞油水，在战场上贪生怕死，却还耍猾钻营，冒领军功。太子的弟弟兰开斯特公爵采取安抚和签订和约的计谋，瓦解了叛军，平定了骚乱。亨利四世不久离开了人世，老臣们忧心忡忡，担心太子接了王位，若依然故我，则国将遭难。福斯塔夫则欣喜若狂，想到自己往日与太子的深厚友情，自以为定能受到重任，从此便可青云直上。谁料太子登基,一改既往,不但疏远福斯塔夫,还下令放逐了以福斯塔夫为首的这伙流氓。英国史上强盛的亨利五世王朝从此开始。剧本主要描写亨利五世在当太子时同社会上的一帮流氓、游手好闲之徒整日厮混，他们拦路抢劫，寻衅闹事，酗酒玩妓，胡作非为；而一旦登上王位，则大彻大悟，痛改前非，成为英明的理想君主。作者对亨利五世前后判若两人的形象刻划，表达了作者自己的人文主义理想。莎士比亚试图通过道德的改善来造就一代开明的国王，并由他推行从上而下的改革，建立起和谐的社会局面和理想的君主政体。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创造了福斯塔夫这一艺术形象。在他身上既发散着没落阶级寄生贪婪的腐臭气息，又充满着平民社会下层人物俏皮圆滑、风趣乐观的处世精神。他既非旧制度的卫护士，也非新生活的创业者，而是封建关系崩溃时期那些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冒险家的典型。正是福斯塔夫等人物的活动，构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广阔的平民社会的画面，这便是恩格斯高度评价的“福斯塔夫式的背景”，它“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剧本生动起来”。
少女与吉卜赛人
它写于1926年，并于1930年死后出版。The Virgin and the Gipsy 也译作《处女与吉卜赛人》、《未婚少女女与吉卜赛人》以反抗虚伪的道德文明著称的廿世纪最伟大英国小说家劳伦斯，再次以其犀利讽刺的文笔，“离经叛道”的精神，塑造了这本“问题小说”，也是他的最后一本小说。在本书中，一个追求真爱的女人，由于无法忍受她那具有自恋倾向和精神性阳萎的牧师丈夫，而毅然抛弃了家庭、子女，并跟随一个身无分文的年轻人出走。十多年后，禀承了母亲这种“堕落”根性，同样生长在这个病态家庭里的两个女儿，目睹父亲那种槁木死灰的“圣徒”生活，以及祖母那种伪善、弄权的卑鄙面目，也在她们内在自由的渴望与外在的诱惑中，挣破礼教的束缚，步上了母亲的后尘。就主题的探讨而言，这本小说可以说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姊妹作，而在处理的手法则更胜之。主题的出现不再是诉诸孤立的独白，而是藉周遭环境的演变，把故事一步步地推入问题的核心，使读者不自觉地被书里精采的情节所吸引。这位一直被世人误解的作家，在本书里向您提出了他最后也是最具体的解释。想要了解劳伦斯的“最后结论”的人，不能不读这本书。
节增三字经
《三字经》是宋朝王应麟（存疑）先生所作，内容大都采用韵文，每三字一句，四句一组，像一首诗一样，背诵起来如同唱儿歌，用来教育子女朗朗上口十分有趣，又能启迪心智。时人觉得本书内容很好，纷纷翻印，因此广为流传，历久不衰，成为历朝历代最重要的童蒙养正教材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三字经》的内容上，不同历史时期皆有所修改或增加。迄今为止所见的就有宋末元初的1068字本，明代的1092字本，明末的1122字本，清初的1140字本及1170字本等多个版本。并出现相关注解本、插图本。如明清时期就有《增补三字经》、《节增三字经》和《广三字经》等。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章太炎〈字炳麟〉先生的《三字经》增订本，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流传最广的版本。
御定六壬直指
《御定六壬直指》中大六壬是中国古代预测学的最高层次之一，位列三式之首。法以占时加地盘取四课，以四课克贼发三传，以三传与干支的生克论吉凶。因课式较繁杂故研习者较少。此《御定六壬直指》作者不详。全书内容共分：直指、析义两部分。直指简明扼要地介绍六壬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析义对六壬所可能产生的每一课（以六十甲子纪日配每日十二个时辰，共七百二十课）的意义分课解释。
开元寺志
明代释元贤著。泉州开元寺始建于唐垂拱二年（686），至明万历中陈止作《开元寺志》，后至到崇祯八年（1635），福州鼓山释元贤开法开元寺，后又作《温陵开元寺志》。至民国十六年（1927），释圆英、释转道、释转物主持重修开元寺，创办开元慈儿院工程告竣，于是重刻《开元寺志》。《寺志》记载开元寺的创建与历史，为重要的历史史料。
宝藏论
全一卷。后秦僧肇（374～414）撰。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五册。内容阐说法性真如之体用等，分为广照空有品、离微体净品、本际虚玄品等三品。论中所说常为唐末洞山良价、云门文偃之语录及宋代延寿之宗镜录等所引用，足证其受禅家之倚重。然此论异于僧肇撰之肇论中诸论，且未著录于刘宋陆澄‘法论目录’（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所收）、梁高僧传卷六僧肇传、隋书及唐书之经籍志等。又本书行文与肇论及僧肇所撰诸经论序之语句颇不相似，反多禅家用语，故疑系唐代禅家伪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