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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文纪
二十四卷。明梅鼎祚编。明冯惟讷曾辑陈、隋以前之诗以成《古诗纪》一百五十六卷;梅鼎祚仿其意而辑陈、隋以前之文，编为 《文纪》，此为其一。此编则一以 《史记》、《汉书》为主，而杂采他书附益之。所据根本，较诸子杂言犹为典实。所收于班、马二史之外者，亦藉以参校是非，不至如《皇霸文纪》之滥。诸如《飞燕奏笺》，《成帝答诏》，《张良四皓往返书》，《孔臧与弟子书》，《东方朔宝瓮铭》，《李陵、苏武往返书》，《刘向上关尹子》、《子华子》、《於陵子奏》，《扬雄润州牧箴》，《卓文君、司马相如诔》诸篇，依托显然者，皆能辨之。其他如《西京杂记》、《东方朔别传》、《搜神记》、《博物志》，《佛藏辨正论》所载诸篇，及 《孔安国尚书序》，《孔衍家语序》等文，虽未一一厘正，但所漏甚微。唯《新书》节录数篇，则 《新语》、《春秋繁露》之类，以例推之，当亦收入，却弃之未载;《列女传》及扬雄诸赋并节录其序，以例推之，其他亦将多不胜收。此见殊无义例。其于诏制既以各帝分编，又往往随事附各篇之后，端绪庞杂，于编次之体亦显乖谬。此书有《四库全书》本。
自堂存稿
宋诗别集。4卷。陈杰著。作品题材多样,风格各异,如富于民歌风味的《女竹枝歌》:“南园一株雨前茶,阿婆手种黄玉芽。今年团栾且同摘,明年大姊阿谁家。”《仲宣楼》一诗,充满苍茫悲凉的怀古之情:“一雨真成五月秋,十年重上仲宣楼。峥嵘岁月欺人事,浩荡乾坤入客愁。孙刘气力三分尽,蜀汉山川百战收。可是登临无限意,闲看西日下城头”。又如《红梅》:“千树江头雪作裳,一枝故欲犯时妆。分明莹薄裁琼玉,不比胭脂抹海棠。”以红梅的清高,喻自身的品格。《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诗虽源出江西,而风姿峭茜,颇参以石湖、剑南格调,视宋末江湖一派,气含蔬笋者,戛然有殊,在黄茅白苇之中,不可不谓翘之楚”。
西清诗话
宋代诗论著作。3卷。蔡絛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或曰蔡絛使其客为之也。”此书成于宋徽宗之时,却于苏轼、黄庭坚等人多有称引;据曾敏行《独醒杂志》和吴曾《能改斋漫录》所载,蔡絛 一度因此“落职勒停”。《西清诗话》，或作《金玉诗话》，三卷，《说郛》本仅十一则，罗根泽《两宋诗话辑校》辑得一百零七则，郭绍虞《宋诗话辑佚》旧版辑得一百十二则，后发现有旧抄本，一百十九则。据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二称：“絛为徽猷阁待制时作《西清诗话》一编，多载元祐诸公诗词，未几，臣寮论列，以为絛所为私文，专以苏轼、黄庭坚为本，有误天下学术，遂落职勒停。”是书当成于禁元祐学术时，絛亦曾因此丢官。实则书中论诗虽倾向于苏、黄，但于苏、黄也间有微词，于王安石也并未厚非，又多称引其父之诗及论诗之语，可见并不专主一家。其主要诗学观点，一是强调要有真实的生活感受，称“作诗者陶冶物情，体会光景，必贵乎自得”。二是主才气情致，称“诗家要当有情致，抑扬高下，使气宏拔，快字凌纸，又用事皆破觚为圜，挫刚成柔，始为有功者，昔人所谓缚虎手也”。这一见解大抵与苏轼为近。三是认为用事要含而不露，不着痕迹，称“作诗用事要如禅家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此说诗家秘密藏也”，“善用事者，如系风捕影，岂有迹邪”。四是反对剽窃雷同，既不赞成后人与前人“语意互相剽窃，所谓左右拔剑，彼此相笑”，更不赞成千篇一律，“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终”。此外，如称“诗家不妨间用俗语”，考药名诗非起自陈亚，辨集句盛行非始自王安石，比较“丹青吟咏，妙处相资”等，亦均不为无见，故所论多为后人称引。有哈佛燕京学社印行之《宋诗话辑佚》旧版本，台湾广文书局《古今诗话续编》据抄本影印。
![元史[四库本]](/d/file/books/16cd05c73eb0a5a228e6a14731264c87.jpg)
元史[四库本]
二一○卷。纪录元朝太祖至顺帝十四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宋濂 (1310—1381)、王祎 (1322—1373)主编。宋濂字景濂,浦江(今浙江浦江)人,明初历史学家、文学家。洪武九年(1376),除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他辅助朱元璋有功,与刘基、叶琛、章谥并称为“四先生”。著有《宋学士文集》。王祎字子充,义乌(今浙江义乌)人,明初历史学家、文学家。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著有 《王忠文公集》。因 《元史》成书仓促,且出于众人之手,纰漏甚多,历来为学者们所非议。他们对《元史》的批评主要是:抄袭旧文,失于剪裁;内容重复,史实疏舛。因此,魏源 《拟进呈 <元史新编> 表》认为《元史》“在诸史中,最为荒芜”。尽管《元史》存有上述缺点,但从史料的角度看,还是有很大的价值,因为《元史》的本纪部分,除顺帝一朝外,均是摘抄列朝实录而成,而元代实录今已亡佚。《元史》中志的部分,如《食货》、《选举》、《百官》、《兵》、《刑》等,主要采自元文宗时虞集主修的《经世大典》,该书详细记载了元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等典章制度。可惜这部著作在明朝永乐年间即已散失,清初修《四库全书》时,已不可得见。只有少量内容零星地散见于《永乐大典》中,又因颠倒割裂,无法重编。这些不存或遗散的史料,幸赖《元史》将其内容保存下来。《元史》的列传,取材于元代官修的传记和元人的碑铭、墓志、行状、家传等。官修的传记已经不存,某些家传、墓志等也已不复存在。后人对这些人物的事迹只能通过《元史》才能了解。因此,列传部分也有不少值得重视的资料。前人指责《元史》成书草率,对原始资料多有摘抄,这是因为纂修者违反了封建史书的惯例,没有删去儒家学者认为不屑一提的史实。其实,反映元代一些重大社会内容的事件,恰恰因《元史》的这种编撰方法而被记载,保留下来。另外,作为史料来说,《元史》较多地保存了它所依据的原始资料的面貌,比经过大量加工润饰的正史更有价值。
学蔀通辨
十二卷。明陈建撰。其学以朱学为宗，反对王守仁的心学。主要着作有《皇明后信录》、《经世宏词》、《陈氏文献录》、《西涯乐府通考》等。当时王守仁心学盛行。他“忧学脉日紊”，乃取《朱子年谱》、《行状》、《文集》、《语类》及朱熹与陆九渊兄弟往来信札，逐年编辑，并对以往《朱陆编年》二编进行修改，稿本修改六七次。终于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成书，题名《学蔀通辨》。全书分为《前编》、《后编》、《续编》和《终编》，每编又自分上中下。他在此书的《总序》中认为，自陆九渊以来，引释入儒，阳儒阴释之风很盛，到王守仁师徒更是推波助澜，加之王守仁等人造作朱熹“早异晚同”说，致使儒学正宗的朱学受到佛学“异说”的遮蔽，而失其正。造成“儒佛混淆”，“朱陆莫辨”的学术“蔀障”。故他愤然究心通辨，要专明一实，以扶三蔀。此书的《前编》辨驳朱、陆“早异晚同”说，以明朱、陆“早同晚异”之实。他认为，朱子早年尝出入禅学，与陆九渊是未会而同，故朱、陆之学早年并非异而是同。朱子中年时方认识陆九渊，其学说多去短集长，疑信参半。朱、陆晚年相互指斥，“冰炭之甚”，陆九渊卒后朱熹“排之尤明”。《后编》批评陆、王心学“阳儒阴释”。他站在朱学的立场，批评陆、王心学为“佛禅”、为“援儒入佛”、“借儒以掩佛”、“阳儒阴释”。指出陆九渊的“宇宙无穷之说”、“吾心宇宙之说”与佛教禅宗的“佛性”、“法界十方世界”一样，“一言而该禅学之全”。他还认为，明初的陈献章发扬了陆九渊的“宇宙之旨”，把佛禅的“作弄精神”推向极端。《续编》论佛学近似惑人之实。《终编》讲圣贤正学不可妄议。在王学盛行时，陈建撰此书对它进行批评，其思想颇有影响。有《西京清麓丛书读编》本，《聚德堂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春秋孔义
十二卷。明高攀龙撰。此书斟酌《左传》、《公羊》、《穀梁》、《胡传》之说，无所考证，亦无所穿凿。主张以经解经，凡经无而传有者不敢信，传无而经有者不敢疑。如隐七年“滕侯卒”，《公羊》以不名为微国，《穀梁》以不名为狄道，《左传》以不名为未同盟，而高氏则引程颐说，以不名为史阙文。再如桓公三年“春，正月”，即《穀梁》所谓“桓无王”，后世诸儒多于此发义，而高氏则云“阙疑”。其书名曰“孔义”，即在于明孔子之义而非诸儒之臆说。其释文虽不出前人窠臼，但简要明白。如隐元年春王正月，先儒释此多破碎繁芜，往往动辄数百上千言，而高氏只云“春，周王之春也；称王正月，大一统也，夏时之十一月也；不书即位，摄也。”杂采《左传》、《公羊》之说而不取《胡传》“夏时冠周月”之说，其间亦无考证。清俞汝言撰《春秋平义》多采此书之说。现存明崇祯十三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