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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观石录
一卷,清毛奇龄撰。该书叙录了毛氏平生所见寿山石精品四十九石,计三十六则。康熙二十九年( 一六九○)成书。
九经字样
字书。唐玄度撰，1卷。书成于唐开成(836—840)中。大和七年(833)，唐玄度奉敕复定九经字体，他以张参《五经文字》为准，参照《说文解字》及其他字书，正其乖误，补其遗漏，纂录为《新加九经字样》，通称《九经字样》。全书依《五经文字》体例，以类相从，分为76部，共421字。又设“杂辨部”以收录“偏旁上下，本部所无”之字，并引文注解“经典相承、与字义不同”之字。全书系用直音法，不标反切，均用同纽之字注音，并标明四声。如无同音字可注，则用“某平”、“某上”字样就四声之转以表其音，这一点，与《五经文字》不同。《九经字样》与《五经文字》相辅而行，刻在石壁九经之后。对于校定经书中的字体，刊正讹谬，有一定作用。五代开运(944—947)中，田敏合二书为一编，后又有印板，据陈振孙《书录解题》中所记，他曾得到过这种刻本，为家藏书籍中最古者。宋代亦有《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的合刻本。明嘉靖乙卯(1555)地震，二书同石经皆遭损缺。清人马日璐依宋刻本刊印成书，即今流传的扬州马氏丛书楼刻本。此书尚属完善，但其间传写失真及校者意改之处，往往有之。
娘子军
列位：现在的世界是日进文明不比从前的**了。无论什么事情，上自国家政体下至社会上的风俗，同家庭间的习惯，凡有偏重的流弊统统都要改良。那改良的入手办法第一层便是兴学，若除去了兴学二字，实在没有别的好法子。为什么呢？因为凡百事不论大小粗细总抛不掉这个学堂，必须从这根本上改起，方才能真的改良呢。你们试看各处的风气，有学堂的地方总比没有学堂的地方来得开通一些，学堂多的地方总比学堂少的地方又来得开通一些，这就是逐渐进化的公例。岂不是兴学的好处么！岂不是改良必从兴学入手的明证么！但是，说虽说得如此容易，那干的时候却真是难上又加个难哩。试问各处的教育会哩、劝学所哩，同种种高等、初等的学堂哩，当那发起兴办的时候，哪一处不经过多少阻碍！多少反对！官吏的压制、顽民的暴动、种种大小风潮，真是说不尽许多。甚而至于家庭之内为了宗旨新旧不同，父兄不许子弟在外办学，遂至如水火一般的不睦，也不知添出了多少闲气闲恼。若不是亏了那般热心志士，任劳任怨，实心实力，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竭力提倡起来，哪里会有今日这样的成效啊！咳，我们中国当这新学萌芽的时代，能够不上几年便把学务办到如此，总也算发达得可以了。
十三日备尝记
清曹晟撰。一卷,附《事略附记》一卷。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英国军队进犯上海,曹晟适在城中,以所存十三天日记,于同年九月整理成此编。其事有得自目击,亦有得自传闻。揭露英军焚掠暴行。有光绪间上海申报馆刊本。收入1935年上海通社辑《上海掌故丛书》第一集时,据曹氏书存目,题为《夷患备尝记》。
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
十六卷。清舒赫德等奉敕撰。舒赫德(1710—1777),字伯容,别字明亭,舒穆鲁氏,满洲正白旗人,初为笔帖式,后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修。该书记载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镇压兖州王伦领导的反清起义于临清州(今临清县)的过程。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
一百九十九卷。清康熙年间日本人山井鼎撰，日本人物观补遗。山井鼎生卒年及事迹均不详，又名神生，字君彝。物观生卒年及事迹均不详，字叔达。史载日本上毛(地名)有参议小篁遗址，足利氏兴，因其地建学校，多藏古书。康熙初鼎即在此得《七经孟子》古本，是唐朝时传至日本的，又得宋本《五经正义》，遂作此书。日本御门帝享保年间(清康熙末年)，官府命物观等人搜集诸本，为之补遗(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一说《补遗》成于清康熙九年，参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内容包括《周易》、《尚书》、《毛诗》、《左传》、《礼记》、《论语》、《考经》、《孟子》。皆摘字为释，不载全文，先经次注次疏次释文。以汲古阁本为主，而以宋本、古本及明刻诸本校其异同，分为“考异”、“补缺”、“补脱”、“谨案”、“存旧”五大类。山井鼎所谓“宋本”，往往与汉、晋古籍及《经典释文》别本、相台岳氏诸本合，所称用古本及足利本(指日本足利幕府时期印行的活字版，今已无从考证)以校诸本，竟为唐以前别行之本。儒家经典流传下来的，除唐石经、陆氏释文、贾孔正义外，以此书最古，此书虽不完整，却可用来勘校唐以来经籍传播中的错讹。另外，此书对传注、释文、正义的校勘极为繁细，有些虽无足轻重，有些则极为精密，对经籍的整理功不可没。当然，山井鼎及物观所见，只限日本所有，其中错讹在所难免，清代学者对此多所考证。此书何时传入中国不得而知，清乾隆年间，阮元视学浙江时见之，命工依写，刊成小版，并校勘讹字附于卷末，共四十卷。此书列《孟子》于七经之外而不合称八经，是因为唐代《孟子》不列于经，此书仍袭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