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严经三十九品大意

作者:佚名
华严经三十九品大意

华严经三十九品大意,一卷,清永光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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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

嫌疑

侦探小说,发表于1953年,《嫌疑》是《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的续篇。小说的情节开始于1948年12月27日,表现的主题是战争罪行。如果从传统侦探小说视角来看,这个故事的结尾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简直像童话一样。但这样的拯救正是作品表现的意图所在:“凡是关系到大家的事,只有大家才能解决。任何个人试图自己去解决关系到大家的事的努力都必然会失败。”显而易见,贝尔拉赫在这里被看成失败者,他试图独自揭穿埃门贝格的英雄行为失败了,因为没有人相信他的控告是真的。而战争罪犯埃门贝格无疑也心里明白,不仅是他,而且许许多多的人都会对贝尔拉赫的怀疑做出这样的反应,正如他所说的:“这不应该意味着在瑞士会存在战争罪犯吧!”而贝尔拉赫给了不仅让埃门贝格,而且让自以为是的瑞士人感到无地自容的回应:“凡是在德国曾经发生的,只要一出现某些条件,便在任何国家都会发生……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民族会是例外。”这部小说不仅一反传统侦探小说的俗套,而且饱含着不容忽视的社会批判因素。

山带阁注楚辞

山带阁注楚辞

《楚辞》研究著作。6卷。清代蒋骥撰。此书卷首有屈原传记及楚辞地图,另附《楚辞余论》2卷、《楚辞说韵》1卷。正文6卷为屈原作品,对《楚辞章句》自《九辩》以下概删。以“二招”为屈原作品,认为“二司命”和“二湘”是同类神,故将《大司命》、《少司命》合为一篇,《湘君》、《湘夫人》合为一篇,以《九歌》为9篇,加其它各篇,以就《汉书·艺文志》谓屈赋25篇之数。此点不可取,书中亦不无穿凿附会,但其“征实之谈,终胜悬断”(《四库全书总目》)。《楚辞余论》2卷,上卷除通论《楚辞》外,尚论及《离骚》、《九歌》、《天问》;下卷论《九章》以下6篇,其驳正旧注之失、考征典故异闻,时有精深之见。《楚辞说韵》1卷,论楚声音韵。版本方面有清康熙年间武进蒋氏山带阁刻本和雍正刻本,通行本有50年代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这是研究徽商的第一部资料集.徽州商人在明代已经形成人数众多、势力较大的一个商帮,万历时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商贾之称雄者,江南则称徽州,江北则称山右。”(原文为“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可见,徽州商帮和山西商帮已是当时“称雄”于商界的两支劲旅。到了清代前期,徽商势力达于高峰,尤其是两淮盐场,徽商几执诸盐商之牛耳。据《歙县志》载,康(熙)、乾(隆)之际,“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就是明证。自嘉(庆)、道(光)之后,随着封建生产方式逐渐发生变化,商业经营方式也渐渐异于往昔。于是,徽州商帮也就在外来资本和民族资本这两股潮流的冲击下跌落下来,并从此一蹶而不振。

大一统与儒家思想

大一统与儒家思想

杨向奎著,1989年出版,15.3万字。书中首先论述先秦儒家之一统思想,并兼论“炎黄”、“华夏”两个实体的形成。然后结合宗周之礼乐文明论述一统天下的理想制度。礼乐文明与儒家思想的结合,就形成了一统天下的理想制度。书中探讨了公羊学派之形成与“大一统”思想的关系。《公羊》一方面不能忘记诸侯割据的现实,一方面又在规划“大一统”,充满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作者分析了汉武帝之大一统与董仲舒的对策。董仲舒的三策以区别于黄老之学的方式为汉武帝建立新的大一统,亦即天人合一之“大一统”。对司马迁与公羊学的关系,作者也作了探讨。司马迁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文一质,终始之变也”的历史发展规则,而“一文一质”的理论出自公羊学派,作者认为司马迁充分肯定了大一统。何休对于公羊学的总结的意义在于保存了公羊学派的精华,这是我国古代少有的历史哲学。书中阐述了宋儒之“春秋”学,清代前期的大一统论与公羊学,以及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及其大同思想。康有为终以大同思想代大一统学说,大同包含大一统思想在内。而大同世为社会性质之改变,不同于大一统之为政治上的统一。作者总结说,大一统思想,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要素在内的实体,而文化的要素更占重要地位。

普曜经

普曜经

梵名Lalitavistara 。凡八卷。西晋永嘉二年(308)竺法护译于天水寺,康殊、帛法炬笔受。又称方等本起经。收于大正藏第三册。为大乘之佛传,系记载释尊降生至初转法轮之事迹。异译本有唐代日照(梵Diva^kara ,地婆诃罗)所译之方广大庄严经(又称神通游戏经),凡十二卷,二十七品,亦收于大正藏第三册。

马有三相经

马有三相经

后汉西域沙门支曜译,说官马三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