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诵比丘波罗提木叉戒本
作者：佚名
全一卷。姚秦鸠摩罗什译。又作十诵比丘波罗提木叉戒、十诵波罗提木叉戒本、十诵比丘戒本。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三册。为萨婆多部所传之比丘戒本。内容系随布萨说戒之仪例，列有四波罗夷法、十三僧伽婆尸沙法、二不定法、三十尼萨耆波夜提法、九十波夜提法、四波罗提提舍尼法、百十三众学法与七灭诤法，共二百六十三戒，卷末并载有过去七佛之略戒、流通偈。与广律之十诵律相比，其数目及顺序稍异。敦煌出土之藏卷中，有此戒本之古写本一卷，系西凉建初元年（405）所书写者，今藏于大英博物馆。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另于库车发现此戒本之梵文本，其后遂有梵本与罗什译本之比较翻译校订本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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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响
隅子坐飞机还是第一次。这次是新婚旅行。 从飞机往下望，看到了纪伊半岛南端的海面，又看到了四国南端室户崎和足摺海面。从东京出发，在海上飞了两个小时，来到了雾霭茫茫的宫崎市。从机场出来，坐上出租车，过了橘桥，沿大淀河的岸边向有拐了进去。 “瞧，凤凰树……”周一对隅子说，“这里的行道树都是凤凰树哟。” 河滨公园里，并排重叠地种着树，隔着马路，对面是观光旅馆。男招待把他们带到四楼的一间洋式房间，放下两人的行李，留下钥匙，关上门走了；隅子从胸到膝都变得僵硬起来。这时，她才注意到自己进来后一直是站着的。
司马文园集
一名《司马长卿集》。别集名。西汉司马相如作。《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汉文园令司马相如集一卷”,已散佚。后代辑本较多,以明人张溥所辑《司马文园集》最为完备。此集收存有《子虚赋》、《上林赋》、《哀秦二世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六篇,以及《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上书谏猎》等散文和诗歌二首。近人又辑有《司马长卿集》(二卷本),内容同张本。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诸本。
中国报学史
戈公振著。写成于1926年6月，1927年1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绪论、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之现状等6章。叙述了从古代邸报迄1926年初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其报界现状一章，对报馆组织、广告、发行、印刷、附刊与小报、华侨报纸、通讯社、报业教育、新闻团体、报纸法律……等17个方面，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书中附有大量原始材料和报刊插图多幅，对外报的文化侵略，对清廷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新闻压制政策，进行了鞭挞。此书出版后，受到广泛重视，影响久远。解放前共出4版，日本人小野保曾译为日文，改名为《支那新闻学史》，1943年在日本东京出版。1955年3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重印，由戈宝权撰《前言》，附录《英京读书记》。香港太平洋书店于1964年翻印;台北的台湾学生书店也曾影印，至1982年计出4版。中国新闻出版社，于1985年11月再印，戈宝权撰《谈戈公振和他的〈中国报学史〉》，附录杨瑾琤、宁树藩、方汉奇、王凤超的《中国报学史史实订误》。
草书状
一篇。书论。南朝梁萧衍撰。此篇同《与陶弘景论书》、《观钟繇书法十二意》等,俱为愿人从中取法之论。是篇对草书技巧提出一些精到的看法。篇中首先论述草书的产生,说: “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对草书作了如下说明:“疾若惊蛇之失道,迟若渌水之徘徊。缓则鸦行,急则鹊厉,抽如雉啄,点如兔掷。乍驻乍引,任意所为。或粗或细,随态运奇,云集水散,风回电驰。”
北郭集
诗别集。六卷。明徐贲撰。勘刻于万历年间。徐贲，字幼文，号北郭生。生于元元统三年(1335年)，卒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祖籍四川，居毗陵(今江苏常州市)，又迁居平江(今江苏苏州城北)。张士诚抗元，招他做僚属，贲避居湖州蜀山(今浙江吴兴)。洪武七年被推荐入朝，曾任给事中、河南左布政使等职。后因军队过境，犒劳不时，下狱而死。工书画，书学习钟繇、虞世南，笔迹秀整端慎，画取法董源，笔墨清润，擅长山水，亦精墨竹，存世画迹有《蜀山图》等。《北郭集》按诗体分卷编次，共六卷。卷一为乐府、词吟、五言古体，卷二为五言古体，卷三为七言古体，卷四为五言律诗、五言排律，卷五为七言律诗，卷六为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因徐贲居吴时曾居住在城北的齐门，所以其诗集名《北郭集》。徐诗于“四杰”中别有特色。其诗才气不及高启、杨基、张羽，但法度严谨，字句熨贴，格调温雅，辞采秀丽。徐贲天性端庄谨慎，为书作画，恪守章法，文学创作也表现出同样的风格，故缺乏开拓性。但徐贲在继承前人优秀传统方面却卓有成效，各种诗歌体裁均能自由运用，如《过荷叶浦》和《柳短短送陈舜道》两诗在借鉴乐府、民歌方面很有成就，既有描绘江南景色的清新意境又有情意真挚的惜别之情，是情景交融的好诗。从内容上看徐贲的诗歌不够深广，抒写个人的情怀和生活的作品较多，而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则比较有限。若干诗歌情调较高昂，反映出报效国家的爱国思想，如《送曾伯滋赴西河将幕》等。《北郭集》有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刊吴郡张习编次的十卷附补遗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曾影印此刻本。另有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陈邦瞻整理重刻的六卷本，《四库全书》著录即此本。
上清帝七书
第一书。清光绪十四年十月八日(1888.11.11)呈递。请求光绪帝内修政事、讲求变法,慎左右、通下情,以期十年致强,二十年雪耻。是书以大臣阻难,未能上达。第二书，1895年5月2日,康有为邀集十八省一千三百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朝廷,向清政府提出变法的建议,史称“公车上书”。第三书。清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六日(1895.5.29)上呈都察院,十一日(6.3)上达光绪帝。详述变法方策,认为欲雪国耻、保疆圉,自应富国、养民、教士、治兵。光绪帝读后,深受感动,立命阁臣誊抄副本数份,发各省督抚会议奏复。第四书，清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八日(1895.6.30)上呈,力言变法体要及先后缓急之事。是书以顽固派拒绝代呈,未能上达。有上海时务报馆石印本。第五书，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三日(1898.1.24)上呈。请求光绪帝采法俄、日以定国是;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以举庶政。并告诫说,如再不锐意更张,“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对光绪帝震动很大。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八日(1898.1.29)总理衙门代呈。极言“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之理,继请光绪帝取法日本,全面维新,并提出了全面维新的纲领。故宫档案《杰士上书汇录》存有真本。第七书，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呈请代奏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