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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
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天赋并非只有创作一端，他同时也是一位眼光独到的文学艺术评论家。在写作小说之余，他写有大量书评及艺术评论，二十五岁时即出版散文评论集《欢乐与时日》，另有部分散文评论在其去世后结集为《驳圣伯夫》一书出版。散文集《偏见》所收篇目凡五十三篇，依创作时间先后分为五辑，基本覆盖普鲁斯特整个创作期，极具研究参考价值。其中《夏尔丹与伦勃朗》《反对晦涩》《论福楼拜的“风格”》诸篇历来备受普鲁斯特研究者的重视。
使署闲情
四卷，六十七辑着。范成序有云：『公（指六十七）本于使署之余，作诗歌以适闲情，因有是集一卷；余与修志时，已采入「杂着」中矣。既而志事已竣，公又搜集近时台湾诗文若干首，不暇补入；公既珍惜此邦之文献，且不忍没人之长，因即移己之集之名以名之而附已作于后』。盖本书原著一卷，后因收入他人之作，再分编四卷。所收诗文，有赋、有诗、有杂着，杂着包括疏、示、书、论、序、跋、记、牒、启、箴等文。诗则有沉光文、孙元衡、范成、张若霳、陈辉等数十人之作，序跋则有「半石居诗序」、「瀛壖百咏序」、「婆娑洋集序」、「瀛壖百咏跋」、「婆娑洋集跋」等篇。另有褚禄「重修台湾府志跋」因未及刻入重修「府志」，亦收于本书中。
国学概论
1922年4至6月，章太炎在上海讲授国学，由弟子曹聚仁加以笔录整理，于当年11月由上海泰东图书馆出版。该书共分“概论”“经学的派别”“哲学的派别”“文学之派别”“国学之进步”五部分。“概论”叙国学的内涵及其研治国学的方法，提出治国学的方法有五：一为辨书籍的真伪，二为通小学，三是明地理，四是知古今人情之变迁，五是辨文学应用。随后三章系统介绍了传统经学、哲学、文学的流变，其中对各时期学术发展的特点以及代表人物、著作皆有评价。最后一章论“国学之进步”提出了三点要求：一、经学以比较知原求进步；二、哲学以直观自德求进步；三、文学以发情止义求进步。出版后在学术界影响甚大。今有多种排印单行本。
西征随笔
笔记。清汪景祺撰。二卷。存一卷。景祺原名曰祺，字无己，号星堂，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康熙举人。尝自邢州取道晋阳、河东入潼关至雍州，凡路之所经、身之所遇、心之所感、口之所谈，皆记之，遂成是书。雍正二年(1724)游陕西以是书干抚远大将军羹尧，三年羹尧因罪抄没，是书遂为朝廷所得。世宗以书中有讥讪圣祖语，旋刑部议景祺大逆不道，罪拟斩立决。书凡三十五篇，三万余字。内容多涉时事，于当时政治人物辄加讥弹，如《卓子山番人》、《钱通政条奏》等篇，言辞不驯，直斥其弊，在整个清代笔记中亦属罕见大胆之笔。可为研究当时历史的重要资料。此外，亦详载西部社会生活情况，如《遇红石村三女记》等篇描写陕西胭脂匪事，可补史阙。其中亦有情寄脂粉，语涉狭邪处。有民国十七年(1928)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铅印本，民国二十五年北平故宫博物院铅印本等。
周官新义
十六卷。附《考工解》二卷。北宋王安石撰。《周官新义》是王安石为变法而对《周礼》所作新解之书，原着二十二卷，今存十六卷，《附考工记解》二卷，录自《永乐大典》。宋晁公武《读书志》载，熙宁中置经义局，撰三经：《周礼》、《尚书》、《诗经》，皆本王安石经说。王安石与其子王雱及吕惠卿等重注三经，不用先儒传注，多以己意解经，时称《三经新义》，颁之学官。书成后遭反变法派如司马光、文彦博、吕诲、程颢、程颐、苏轼、苏辙、晁说之、胡安国、胡宏等攻击，甚至谴责王安石及《周官新义》导致北宋灭亡。《四库全书总目》认为王安石鉴于“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斥，于是附会经义，以钳儒者之口，实非信《周礼》为可行”，颇为中肯。《周礼新义》训诂多违六书之义，难免割裂经义，牵强附会。其训诂字义，颇为穿凿，但总体以经诠义，发挥经义，仍不失为儒者之言。如解“八则之治都鄙”、“八统之驭万民”、“九两之系邦国者”，皆有发明。对后世研究《周礼》者有一定参考价值。宋王昭禹《周礼详解》、王与之《周礼订义》以及林之奇、陈友仁注《周礼》多据其说。清《钦定周官义疏》，亦不废用。其《考工记解》据晁公武《读书志》记载，非王安石之作，乃郑宗颜辑王安石《字说》所补。《中华儒学通典》认为“《考工记解》在内容上多与《字说》相类似文字，而其题款亦一直为王安石，即使真为郑宗颜所辑，则所辑内容亦必为王安石所撰无疑”，颇有道理。版本有河南刻经苑本，明万历刊本、墨海金壶本、粤雅堂本、清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本、乾隆五十年(1785)通志堂刊修补本。
圆觉经精解评林
圆觉经精解评林，卷上，明焦竑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