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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复仇
《家族复仇》写于一八三〇年一月。其中部分章节曾分别在一八三〇年四月一日的《侧影》周刊和同年五月九日的《选民通讯》上刊载。全文于同年四月编入玛门、德洛奈－瓦莱书屋出版的《私人生活场景》两卷集。一八三五年编入贝歇夫人书屋出版的《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十二卷本第一卷，一八四二年收入《人间喜剧》第一卷，属“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这篇动人的故事，描写了一宗违背家长意愿的、既幸福又悲惨的婚姻。男女主人公纯洁而坚贞的爱情，他们与厄运作斗争的勇气，充分表现了他们的高尚品格与情操。然而，这两个有才能、有勇气却没有财产的年轻人，在失去他们未满周岁的孩子以后，终于双双死于饥饿。作者在这篇小说中主要着意于描写性格悲剧：正是科西嘉岛族间仇杀的陋习和皮永博男爵极端强悍的科西嘉个性，酿成了他心爱的女儿的不幸。
实宾录
十四卷。北宋马永易撰。马永易字明叟，维杨 (今江苏扬州)人。宋徽宗时曾任池州石埭县尉。其事迹不可详考。只在 《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里有记载： 马水易曾著有 《唐职林》、《元和朋党录》、《寿春杂志》等书。《实宾录》见于晁公武 《读书志》称为 《异号录》二十卷。陈振孙的 《书录解题》作《实宾录》，谓永易所撰。《宋史·艺文志》又分 《实宾录》、《异号录》各三十卷，皆题永易所撰。关于本书，诸家记载，颇有舛错不合。据各本之说，互相参证。《宋史》误分为两书。而晁公武所见可能是较早的未经增广之本，所以名曰《异号录》。自元代以来，此书已长久散佚。被陶宗仪收入《说郛》的仅仅是很少的数条。清代修 《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搜辑六百余条。都是 《说郛》里所未见的。但因原书散佚，其体例亦无法考证。马永易的原本与后人文彪增广的内容也无法辨别。所以只能除去重复，订正舛误，以类相从，整理编为十四卷，仍沿用陈振孙《书录解题》之名为《实宾录》。本书广泛收集古人的殊名别号编辑而成，内容颇丰。但亦有明显舛讹之处.或与称谓无关的也收录其中。但此书仍不失其价值。有《四库全书》本。清顺治三年 (1646)宛委山堂刊 《说郛》一卷本、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 《说郛》一卷本、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石经考
一卷。清顾炎武撰。宋王应麟《困学纪闻》称石经有七种:“汉熹平则蔡邕,魏正始则邯郸淳,晋裴頠,唐开成中唐玄度,后蜀孙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杨南仲等,中兴高庙御书。”其实,石经只有六种。关于晋石经,《晋书·裴頠传》虽有“奏修国学刻石写经”之语,但议而未行。对石经的考证工作,是从顾氏此书开始的。其后杭世骏作《石经考异》,认为顾氏述矣而不详,详矣而不辨;瞿中溶作《汉石经考异补正》,则认为顾氏沿《隋书·经籍志》之误,对于汉石经是一体还是三体,不能确定。但今考顾氏此书,在“《隋志》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经”下顾氏注云:“按晋魏二书,皆云立三字石经,此独以为一字,则所谓 ‘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者安在邪?”这说明顾氏并非不辨,并且确知三体者为魏石经。如此,则一体者为汉石经就没有什么疑问了。又顾氏《日知录》卷二十一“五经文字”条引《晋书·卫恒传》下,顾氏注云:“《后汉书·儒林传》误三体书法为熹平所刻。”此亦一证。杭世骏又谓胡三省注《通鉴》凿指三字为魏所立似亦有理,而顾氏独不之采。但杭氏不知顾氏此考中固已明言三字石经为魏所立,并据卫恒《四体书势》,断三字石经非邯郸淳书。较杭氏之游移无定,顾氏的识见确实高出许多。杭、瞿二氏对顾氏的批评,似误于失察。
亚细亚的孤儿
吴浊流著。1943至1945年用日文写成。1946年以《胡志明》为书名在台北出版,1959年6月杨召憩以《孤帆》为书名首次将作品译成中文。1962年台北华南出版社出版了傅恩荣的中译本《亚细亚的孤儿》。作者在《回顾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一文中,曾解释主人公原定名“胡志明”时说:“原来我命此名很多寓意,日据时代的台湾人象五胡乱华一样被胡人统治,台湾人是明朝的遗民,所以要志明,此明字是指明朝汉族的意思,而且这个胡字可通何字,所以可以解释‘怎么不志明呢?’”可见作品的主旨在于激励台湾人民的爱国热情。小说塑造了胡太明的形象,通过他从亚细亚孤儿到祖国真正的儿子的曲折道路,抒发了沦于殖民统治的无根孤儿的深痛巨哀,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整个民族的命运、台湾人民的命运与大陆人民的命运是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主题思想。作者以台湾、日本和中国大陆为广阔背景,描绘了时代的风云和众多的人物,具有极强的纪实性。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奴役,留学生的爱国运动,岛内的秘密斗争,大陆上的抗日热潮和反侵略斗争,以及台湾封建主义的颓废腐烂,都得到了真实的写照。全书人物众多,其中有蛮横的征服者、数典忘祖的败类、无端歧视台湾人的国民党官吏、醉生梦死的新女性、死守正统的老儒、反战日人、正义学生、满腔仇恨的百姓、积极投身现实斗争的知识分子……许多人物具有鲜明的性格,这使得小说成为“一部雄壮的叙事诗”(叶石涛《吴浊流论》)。小说表现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在形式上,借鉴了中国章回小说体的手法,在人物塑造上,采取白描的手法,加上台湾风土人情和自然景物的描绘,使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色彩。这部作品代表了日据时期台湾乡土文学的成就,是台湾新文学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乐府指迷
词论。南宋沈义父撰。一卷。义父字伯时,吴江(今属江苏)人。宋亡,隐居不仕。此编前有沈氏自序,谓得词法于翁逢龙、吴文英,故作此以传子弟。作者对词篇创作中诸多理论问题用“得之所闻”,糅合己意,分门别类予以阐述。此书原附刻在明代陈耀文所编《花草粹编》卷首,共29条。第一条带有总论性质,开宗明义地表明了沈义父论词的4个标准,即:“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
救亡决论
近代严复所撰政治伦理论文。发表于1895年天津《直报》。指出八股科举制度“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危害,是亡国之道;极言“华风之敝,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强调道德的社会作用,称创行君主专制制度的“赢政、李斯千秋祸首”,“赢,李以小人而陵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后世帝王“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谦耻丧,天下之敝乃至不可复振”。他认为救亡之法,在于“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只有“通知外国事”,“以西学为要图”,即向西方追求真理,进行变法,才能挽救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