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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毅文集
十五卷。明韩雍撰。韩雍,字永熙,江苏吴县人。正统七年(1442)进士,除御史,擢广东副使,进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成化十一年(1475),以贪欲纵酒被劾落职。正德间,谥襄毅。事迹具《明史》本传。其诗作诗味不浓,无甚佳作。著有《苑洛集》。是集凡十五卷。明自正统以后,正德以前,金华、青田流风渐远,而茶陵、震泽犹未奋兴。数十年间,惟相沿台阁之体,渐就庸肤。韩雍当其时,虽威行两广,以武略雄一世,不屑以雕章绘句为工。而英多磊落之气,时时发见于文章。故虽未变体裁,而时饶风骨。其杂文亦高视阔步,气象迥殊。韩愈所谓独得雄直气者,殆于近之。朱彝尊《明诗集》但称韩雍有集而不著集名。所录韩雍诗一篇,又非佳作。其《赐游西苑记》、《日下旧闻》均不载。《静志居诗话》绝无一字及韩雍。殆未见其集。是集收入 《四库全书》。
宋明理学史
现代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987年出版。自述编撰原则在“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历史事实和思想资料进行辨析、研讨”(《后记》),力求“以理学发展的角度对宋明时期的哲学和思想史进行总结”(《绪论》)。认为宋明理学是“以儒学的内容为主,同时也吸收了佛学和道教思想。它是在唐朝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想”(《序》)。从分析社会经济、政治、阶级关系的演变入手,把握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向后期转化的特点,又通过考察北宋时期“经学笺注的没落”、“佛学与道教思想的互相渗透”、“科学技术的发展”等,揭示了理学产生的历史条件。以理学与反理学的斗争为线索,详细考察了理学的主要代表、思想流派及其相互关系。又认为理学家一般都据《易》探讨“性与天道”问题,由此构成了理学的中心。肯定理学“达到了理论思维的很高水平”,但就政治作用来说,“是思想史上的浊流”。系统地阐述了宋至明时期理学的产生、发展和走向衰落的历史过程。对了解宋明时期逻辑思想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得集
医案。清释心禅撰。三卷。心禅,南海普陀山僧人。侨居杭州多年,以医名于时。此书撰成于光绪十五年(1889)。约三万余言。卷上载医论十七篇,首论庸医误人之害,主张临证必先读医书,提出德以治身,药以治病等观点。次论治喉症宜分三大纲,治小儿用药宜轻,补药不宜轻服,方药、针灸、按摩、薄贴、薰蒸各有所宜等临证治疗法则。所论多为读书或临证心得,立论明确,文辞晓畅。卷中、下共载医案八十则,不分门类。包括虚喘暴脱、暑毒发颐、风热咳喘、湿温夹疟、肠痈、偏枯、结毒烂喉、霍乱、产后血厥等数十种证治,以外感、内伤杂病为多。每案叙述症、因、脉、治,简要清晰,重点突出,辨证确切,间附按语。心禅尤精于脉诊,注重辨证施治,每以成方化裁。除内服汤药外,尚有针灸、外治等多种疗法。有光绪十六年(1890)永禅室精刻本,珍本医书集成本。
黄楼赋
辞赋名篇。北宋秦观作。《宋文鉴》、《四库全书》见载。其自序云:“太史苏公守彭城之明年,既治河决之变,民以更生;又因修缮其城,作黄楼于东门之上。以为水受制于土而土之色黄,故取名焉。楼成,使客高邮秦观赋之”。文章内容可分三层。首层以夸饰之笔描述黄楼之壮观,盛称其功用和重要性。第二层描写登楼所见景色,突出徐州的富庶、宽阔。第三层夸赞苏轼治徐的业绩和善处苦逸的思想境界,揭示出文章主旨:“噫变故之相诡兮,遒传马之更弛。昔何负而遑遽兮,今何暇而游嘻。岂造物之英诏兮,惟元元之自贻? 将苦逸之有数分,畴工拙之能为? 韪哲人之知其故兮,蹈夷险而皆宜。”对苏轼之器识才干,褒赞仰慕,溢于言表。全赋简练突出,详略得当,如写徐州的形势和历史,只用“列千山而环峙兮,交二水而旁奔。冈陵奋其攫拏兮,谿谷效其吐吞。览形势之四塞兮,识诸雄之所存。”寥寥六句即描状殆尽。而集中笔墨写黄楼自身。文章工于造语,赞誉有加而不显阿谀逢迎之态,且能深层次地刻画出苏轼的思想境界,故为东坡激赏。
菩萨总持法
《菩萨总持法》，又名《破相论》、《契经论》、《破二乘见》，中国禅宗僧人所撰典籍，着者不详，一卷。 本文献在内容上与托名菩提达摩所撰的《观心论》有类似之处，因此，两者可能有密切的关系。但在本文献中对「三时说」及「参斗陆升乳糜」等譬喻提出独特的解释，还出现「见性」、「了了见性」及「顿悟」等禅宗南宗特有的术语。因此，对本文献在中国佛教史及中国思想史上地位，有进一步认真研究之必要。关於这一点，可参见田中良昭：《〈菩萨总持法〉与〈观心论〉三》（载《驹泽大学佛教学部研究纪要》第45卷，1987年）。总之，本文献与同卷连写的《修心要论》，都是研究中国初期禅宗的重要资料。
本事经
本事经(梵语：ity-uktaka，巴利语：itivuttaka)七卷，玄奘三藏译于唐永徽元年（650年）。是九分教之一。共有三法品，一法品有六十经，二法品有五十经，三法品有二十八经，共计有一三八经。巴利经典中的《小部·如是语经》，与本经之内容性质极为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