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要语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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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境与意识
在弗洛伊德看来，理性维持着人们现实生活的稳定的秩序和健康的发展，而非理性则是在人们最关键的时候，暴发出的有力冲刺。人的成功发展，除了需要理性的思考、理性的热情以外，更需要本能的冲动、非理性的热情。通过阅读，读者可以更进一步地了解弗洛伊德的人性本能对个人成功奋斗的意义。
政治中的人性
英国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费边社的主要政治理论家沃拉斯(Graham Wallas)著,成书于1908年。这是一部在现代科学,特别是在政治学中有着广泛影响的著作。从柏拉图到18、19世纪的大多数政治思想家在进行政治思维时,总是从“人是理性的”这一假设出发,他们所建构的政治理论自然也是以这一假设为基础,沃拉斯则是最早用新的视角来审视政治、研究政治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力图把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应用于政治,试图突破传统政治学的僵化状态。在这部著作中,沃拉斯揭露了西方民主制度的种种弊病,指出传统基于“人是理性的”这一假设之上的民主政治理论是不科学的,传统政治思想家从这种“唯理智论”的假设出发往往对人们的政治行为寄予假性的期待,从而构造出一些非现实的民主政治理论。沃拉斯在实际政治中发现,大多数人的政治行为是非理性的,是基于本能和情感之上的。他认为人性由理性和非理性两部分因素组成。人性的非理性因素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基础,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希望在于人类理性的胜利。但是,现存的西方民主制度无助于人类理性的胜利。作者提倡政治学要研究人的行为,这对后来的行为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医宗己任编
医学丛书。8卷。清·杨乘六辑,王汝谦补注。成书于1725年(雍正3年)。作者取“以天下为己任”之意,故以“己任”为书名。全书辑评清代医著四种,即高鼓峰《四明心法》(3卷)、《四明医案》(1卷)及吕用晦《东庄医案》(1卷)、董废翁《西塘感症》(3卷)。高氏等3位系浙江籍医家,学术渊源宗薛己、赵献可一派。《四明心法》叙诊法、脉义及方论、药论,悉从实践经验中归纳写成,理论较为简略。王琦所辑《医林指月》亦收入此书,改名为《医家心法》,由胡念庵评述。《四明医案》为高鼓峰所治疑难病证28例,颇多独到见解。王琦谓“鼓峰医术自是高手,四明人传其起痼扶衰,悬决生死日时多奇验”。案中有以麻黄、桂枝等止汗,以大黄、桃仁等止血。“时而攻人之所不敢攻,时而补人之所不敢补,洵非有胆者不能,尤非有识者未及也”(杨乘六评语)。其诊法尤精于脉,治法擅于养肝。《东庄医案》治法重于益气补水,几无案不用人参与地黄。《西塘感症》将时邪外感诸证,分本病、变病、兼病三篇阐述其辨证、处方的运用要则,条理清晰。治法以“治终照顾阴津”为根本,这对后世温热学家颇有启发,本书评注,亦多精当。1958年,上海卫生出版社出版排印本。
元代野史
元之先世，本号蒙古，其国在女真之北，以奇渥温三字为姓。有始祖母曰阿兰氏，寡居在极北沙漠。屡有光明耀腹，后一乳而生三子。季子曰孛端义儿，魁梧奇伟，沉毅寡言。其后子孙蕃盛，不相统属。传至九世孙，曰也速该，兴师攻塔塔儿部，大获全胜，擒其部长铁木真以归。也速该适生一子，遂以铁木真名之，志武功也。铁木真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灭西夏四十余国，雄长一方，遂称帝于斡难河，号曰成吉思可汗，是为太祖。由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四传而至宪宗母弟，曰奇渥温忽必烈承位，是为世祖，改元至元。及至元八年，正宋度宗咸淳七年，始改蒙古，国号曰元。
查东山先生年录
一卷。清沈起辑。沈起字仲方，明清之际浙江嘉兴人，为谱主弟子。谱主查继佐(1601—1676)，字伊璜，号兴斋，学者称东山先生。浙江海宁人。明崇祯六年 (1633年)举人，曾任南明鲁王政权兵部职方主事。明亡后从事讲学著述，弟子逾千人。康熙时以庄廷明史案牵连入狱，释放后改名左伊，号非人。著有《罪惟录》、《东山国语》、《鲁春秋》等书。此谱记谱主事迹较详实，于谱主参加抗清活动、著述、讲学及入狱之事均有所记述。咸丰年间，海宁人张涛得此谱稿本，又与谱主后裔孙查毂为之注补。前列有征引书目，末附翁广平撰《书湖州庄氏史狱案》一篇。此谱有1916年刘承干刊 《嘉业堂丛书》本。
左传补注
六卷。清惠栋撰。此书是惠栋《九经古义》之一。惠栋认为杜预《春秋左传集解》颇多违误，“因刺取经传，附以先世遗闻，广为补注六卷。用以博异说，祛俗议。宗韦、郑之遗，前修不掩；效乐、刘之意，有失必规，其中于古今文之同异者尤悉焉。”(《自序》)此书所搜集之先秦两汉古训极为宏富，除“春秋”经传之外，诸子有《荀子》、《墨子》、《韩非子》、《孙子》、《吴子》、《尉缭子》、《潜夫论》、《论衡》等十几种，史书有《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世本》等，此外还搜集有《水经注》、京相旸《春秋土地名》、《说文》、《尔雅》、《玉篇》、《经典释文》、《隶释》、金石资料等专门性着作，偶尔亦引用宋儒之说。其考证相当精核，如隐五年《传》“则公不射”，引《周礼·射人》“祭祀则赞射牲”，《司弓》“矢倛射牲之弓矢”，及《国语》倚相之言，证旁引射蛟之误；僖公五年《传》“虞不腊矣”，引《太平御览》旧注及《风俗道》、《月令》章句，证腊不始于秦。僖公二十二年《传》“大司马固谏曰”，引《晋语》“公子过宋，与司马公孙固相善”，证固为人名；文公十八年《传》“在《九刑》不忘”，引《周书·尝麦解》证为刑书九篇；宣公二年《传》“以视于朝”，引《毛诗·鹿鸣》笺、《仪礼·士昏礼》注，证“视”为正字，作“示”为误；宣公三年《传》“不逢不若”，引郭璞《尔雅》注作“禁御不若”，证以杜注“逢”字在下文，知今本伪写；成公十六年《传》“彻七札焉”，引《吕览·爱士篇》，证郑康成一甲七札之说；襄公二十三年《传》“娶于铸”，引《乐记》郑注，证铸即祝国；襄公二十七年《传》“崔抒生成及强而寡”，引《墨子·辞过篇》，证无妻曰寡；哀公二十五年《传》“袜而登席”，引《少仪》，证燕必解袜等，如此之类，皆言之有据。惠氏所处之时代，小学尚未发展到高峰，因而惠氏对古训缺乏分辨能力，其考证体现了一种唯汉是从之倾向。如昭公三年《传》“君子不悛，以乐慆忧”，杜预训慆为藏，刘炫训慆为慢，惠氏则据《诗·唐风·蟋蟀》“日月其慆”毛传“慆，过也”，主张训慆为过。杜氏训慆为藏，是用假借；刘氏训慆为慢，则由《说文》引申；而毛氏训慆为过，于诗文义贴切，但非慆之本义。惠氏用毛传，于此则与文义扞格。又如“公即位”之“位”，惠氏认为应从古文作“立”；“屡丰年”之“屡”认为应从《说文》作“娄”，皆是泥古之论。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书云：“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非常恰当。此外，此书引证虽富，但疏于材料之鉴别，如其引用《竹书纪年》，未注意古本与伪托本之别，其常引用之《小尔雅》，亦非汉孔鲋所撰。现存乾隆三十七年胡亦常刻、三十八年张锦芳续刻本、《贷园丛书》本、阮刻《经解》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