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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长史集
诗文集,南朝齐张融(444—497)撰。一卷。融字思光,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文学家。刘宋时,初历新安王中郎参军,迁封溪令。举秀才,对策中第,为仪曹郎。高帝萧道成建元初,任司徒右长史,建武四年卒。善文辞,孔稚圭曾从他学诗。其诗以《别诗》著名。曾泛海至交州,于海上作长赋《海赋》,文词诡越,独标逸韵。自序曰:“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又戒其子曰:“吾文体屡变,变而复奇。”故《诗品》说他:“纵有乖文体,然亦捷疾丰饶,差不局促。”所著甚丰,有《玉海集》、《大泽集》、《金波集》等凡八十卷,皆散佚。明张溥辑刊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安阳
《安阳》一书是李济先生晚年对殷墟十五次发掘以及后续殷墟发掘资料研究的一本总结性著作，它不但结合文献记载和小屯文化的层位关系，确定了这一带是商朝后期的自盘庚迁殷直到商纣王灭亡这一时期的都城，而且还发现了商代的宫殿遗址和帝王的大墓以及各种类型的墓葬、祭祀坑、车马坑以及铸铜、制骨作坊等重要遗迹。殷墟出土了大批包括珍贵的甲骨卜辞（甲骨文）、青铜器、玉器、宝石器、陶器、骨角牙器等文物，为研究殷商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本书是作者在79岁高龄时撰写的其一生中最后一部著作。《安阳》一书共分为十五章，本书前半部分主要讲李济先生在1928年至1937年主持安阳殷墟的15次发掘及其后殷墟发掘资料的研究和出版。这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确立了殷商文明是整个东亚地区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文明，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它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考古发掘之一。
顺宗实录
亦称《唐顺宗实录》。唐韩愈撰,共5卷,收入《韩昌黎集》外集。实录是我国中古时期出现的编年体史书,它以封建帝王为中心,是由起居注和日历发展而来的。起居注是皇帝的言行录,始于汉武帝。实录的最早撰修者为南北朝梁时的周兴嗣,他所撰修的《梁皇帝实录》三卷,今已不传。唐实录由房玄龄等创修,后来历代皇帝也都有实录,共计有25种之多,大都亡佚,仅存《顺宗实录》。是现存唯一的唐代帝王实录,主要记载了唐顺宗李诵在位的八个月中,即永贞元年(805)正月至八月唐王朝所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保存了一些有关唐代历史的珍贵史料。书成于唐元和九年(814)。以前史官韦处厚《先帝实录》尚未周悉,因予重修。愈等于韦书削除常事,增补关于时政诸事凡十之六七,遂成此编。
妙法莲华经广量天地品第二十九
妙法莲华经广量天地品第二十九，一卷，尾缺，二八七二。
定慧相资歌
在佛教的修学体系中，作为戒定慧三学之过渡环节的禅定，与般若智慧同是佛法修证过程的根本，是佛法修行实践的重要法门。永明延寿禅师秉承大乘佛教的立场，对定慧二学的理解和实践，贯穿着他一生对佛法的修证与弘扬。“五家七宗”时期的禅门，多强调慧解脱的直截方便，而忽视了定学对治散乱心的重要性。这种“一切无着，放旷任缘”的空疏禅风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宗门和教下的佛法弘扬。为克服禅宗内部的弊端，协调定慧修习的关系，延寿重新在教理教行上圆融定学与慧解，主张定慧相资不可偏废。永明延寿禅师的《定慧相资歌》，也在此种时势下应运而生。
梵摩渝经
全一卷。又作梵摩喻经。三国吴·支谦译于黄武二年至建兴二年（223 ～253）。收于大正藏第一册。内容叙述婆罗门梵摩渝（梵Brahma^yu ）怀疑佛陀三十二相之真伪，后见到佛陀之广长舌相、阴马藏相等三十二相，欣喜感叹之余，乃归依佛陀。其后，佛陀又为之解说至道之要，梵摩渝闻之，心开意解，证阿那含果，不久即命终。本经为中阿含卷四十一梵摩经之别译，内容亦相当于南传巴利文中部（ Majjhima-nika^ya）之第九十一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