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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文字禅
宋代诗文别集。30卷。释惠洪撰。据《四部丛刊》初编收入的明径山寺刻本所题,该书为作者门人觉慈所编,释氏收入大藏支那撰述中。此书卷1至卷8为古诗,卷9为排律、五言律诗,卷10至卷13为七言律诗,卷14为五绝、六绝,卷15至卷16为七绝,卷17为偈,卷18,卷19为赞,卷20为铭、词、赋,卷21至卷24为记、序、记语,卷25、卷26为题,卷27为跋,卷28为疏,卷29为书、塔铭,卷30为行状、传、祭文。卷首有明代万历二十五年(1597)达观和尚所作序文。清代修《四库全书》时即据此本采入。作者身为僧人,诗中却时作绮语,故有“浪子和尚”之称。他在创作上主张“文章五色体自然,秋水精神出眉目”(《鲁直弟稚川作屋峰顶名云巢》),极推崇苏轼、黄庭坚,而黄庭坚也称赞他韵胜不减秦观、气爽绝类徐俯。在江西诗风大炽之际,其诗雄健俊伟,清新奇警,辞意洒落,气韵秀拔,正可谓独树一帜。至于其小词,则情思婉约,颇似秦少游。
同治武陵县志
湖南地方志。清孙翘泽等修，陈启迈纂。四十八卷。翘泽， 贵州黄平人。咸丰举人。历官知县、知府。启迈字竹伯，武陵(今湖南常德)人。道光进士，官至江西巡抚。著有《武陵故实》。是志成于同治二年(1863)，约四十五万字。正文分地理、建置、食货、灾祥、学校、武备、职官、选举、人物、艺文十门。下分舆图(含府城及县境图四幅)、沿革、 疆域、 山川、坊乡、古迹(附金石)、风俗、城池、田赋、户口、物产、关隘等五十目。是志体例严谨，山川图考等不以十景八景充斥，而着重实地介绍。艺文载与地方有关者及历代学者书目。地理志重山水，对境内主要河流沅江的记述详瞻，既溯其源流，又记支干，并及历年水患修堤治水事宜。古迹三十五处，载有沈约台记碑、春申君故宅、善卷坛石坛等。人物有仕绩、忠烈、孝友、耆旧等各目，凡记千余人。艺文门收载已佚和尚存书籍一百八十余种，如梁代《武陵图经》、唐代《桃花源志略》、宋张斛鐫《鼎帖》、明《武陵县志》等，有较高文献价值。有同治二年刻本。
鹤山笔录
一卷。旧题南宋魏了翁 (1178—1237)撰。魏了翁生平事迹详见 《周易要义》。此书卷末有悔馀老人跋，称“竹坨自粤游回，钞鹤山笔录一卷见示，予意必陈腐满纸，漫不省也。近因笺注苏诗，试取检阅，则见辨核纪录，皆有真趣，卓乎不说名家。毛氏《津逮》既镌其题跋而不及此，想汲古阁中亦无此藏本也。”悔馀老人为查慎行别号，竹坨不知为何人。四库馆臣修《四库全书》时考证，朱彝尊《曝书亭集》无此书跋，而查慎行补注苏诗亦无一字引此书，跋中“辨核纪录，皆有真趣”二语，文义不通，怀疑其书不出查慎行之笔。陆煊将其书刻入《奇晋斋丛书》时，又作跋语云，“《唐宋丛书》曾刻魏了翁《经外杂钞》二卷，此才及十分之三，大段相类，而互有异同。”其实，《鹤山笔录》就是节录 《经外杂钞》，杂记经史文化诸事，并注以自己的见解。《四库全书总目·存目》怀疑当时书贩所为。但其节录 《经外杂钞》之文，具有参考价值，可供治文史者参证。今有《奇晋斋丛书》、《函海》、《学海类编》等丛书本。
蚕书
一卷。北宋秦观著。秦观(1049～1100)，字少游、太虚，号淮海居士。高邮(今属江苏)人。北宋著名词人，“苏门四学士”之一。《蚕书》分《种变》、《时食》、《制居》、《化治》、《钱眼》、《锁星》、《添梯》、《车》、《祷神》、《戎治》十目。全书简明地叙述了从浴种到缫丝的全过程，还涉及缫车的结构、用法。作者说：“而桑土既蚕，独言于兖。然则九州蚕事，兖为最乎?予游济闾之间，见蚕者豫事时作，不妇不蚕，比屋置之。故知兖人可为蚕师。今予所书有与吴中蚕家不同者，皆得之兖人也。”由此可知作者所记乃兖州(今属山东)人的蚕法，而且是从直接观察得来的。文虽简略，但仍极可贵。后世多种丛书均将此书收入。本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本蚕丝专书，它为了解北宋时期兖州地区的养蚕生产技术状况提供了一个很可贵的历史资料，对于研究经济史颇有意义。
金石缘
原名《金石缘全传》,又名《巧合金石缘演义》。清代静恬主人撰,其人不详。全书分为八卷,每卷三回,共二十四回。有嘉庆五年(1800)鼎翰楼刊本、嘉庆十九年(1814)崇雅堂刊本、嘉庆二十一年(1816)同盛堂刊本、咸丰元年(1851)文粹堂刊本等。首有静恬主人序,书末有省斋主人总评。静恬主人序中称: “《情梦柝》、《玉楼春》、《玉娇梨》、《平山冷燕》诸小说,脍炙人口,由来已久。”可知此序作于上述四种小说刊行之后。书叙石无瑕与才子金云程婚姻故事。无瑕卖身救父为林家丫环，林家图赖婚遣无瑕代嫁，得与云程结合，受封为夫人。书中略有世态描写，然其主旨却是为欺贫重富赖婚者而作，并以为“姻缘前定”，“天公之报应毫忽无差”。以一个“相”字为全书的线索，开头以李铁嘴看相起始，最后又以相为结。有乾隆十四年(1749)同盛堂本、文粹堂本。
随园诗话
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和诗歌美学著作。清人袁枚(1716—1798)撰。十六卷,补遗十卷。枚有《小仓山房文集》已著录。初刊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内容多记当时诗歌创作的趣闻、轶事,间有对古今诗人和诗作的议论品评。其核心在于阐发作者的诗歌理论——“性灵”说,批评沈德潜的“格调”论、翁方纲的“肌理”说,评论王士祯的“神韵”说。袁枚倡导性灵说,主张本乎性情,注重灵机。袁枚认为,“诗之为道,标举性灵,发舒怀抱”,他说:“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他强调:“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诗写性情,唯吾所适”;“诗,以言我之情也”。本书是继《原诗》之后的清代最重要的诗话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