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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偶寄
杂著，清代李渔撰。李渔字笠鸿，号笠翁，浙江兰溪人。是清代著名的戏曲家和戏曲理论家。《闲情偶寄》是李渔晚年写的一部杂著，全书包括《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8个部分，涉及戏曲、烹饪、建筑、园艺等不同领域，为作者多年来的一些心得见解。《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演习》部和《声容》部的一部分，对于戏曲的创作和演出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历来受到戏曲史家、戏曲理论家的重视，在中国戏剧理论批评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被认为是古典戏曲理论中最为完备之作。1925年，曹聚仁从该书中摘出论戏曲部分单独刊行，定名为《李笠翁曲话》。李渔论戏曲，最显著的特点是将戏曲不只作为文学看，而是将其作为活动在舞台上的综合艺术来讨论。他反对前人只从案头文学的角度来论戏曲的做法，认为“传奇之设，专为登场”，将戏剧的舞台性放到第一位。由此出发，他强调戏曲结构的重要性，要求“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减头绪”、“戒荒唐”等，从而使戏曲主线清晰、冲突集中，适于演出。他重视宾白的使用，要求戏曲语言的个性化，以及注重吸引观众的兴趣等意见，多为前人所未发。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帮闲文人，李渔思想的局限在书中也十分明显，如强调戏曲的封建教化作用，主张为圣天子点缀太平等。然而，李渔毕竟是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集大成者，《闲情偶寄》一书，也成为中国古代最系统、最完备的戏曲理论。
伤寒之研究
日·中西惟忠编著。全书约7万字,共5卷。设题名辨、寒五名、疼痛二道、挈因命证、脏腑三焦等42篇,叙述作者对《伤寒论》的研究心得。其特点有三:①阐发仲景规则:认为仲景建规则,统邪以寒,分为五名;统脉证于阴阳,各分为三;次其浅深缓急,以示转机;阴阳以辨内外,风寒以析轻重;三阴三阳,为其治法之纲;且其制方,既稽于古,能辨其所以然,因其方法,或加或减,极尽变化,致其妙用。故医之于务,惟仲景之规则是审。②详辨脉证阴阳:本书列举脉候和19证,详加辨析,分别阴阳。指出寒热为阴阳之分,故察证之务,当始于寒热。③力主恪守经方:认为仲景极经方之变化,非肤浅之识所能窥测。假令能知各药之功,却难识配伍之情,也难施用。且术之为治,不在于每证加减,而在于察机处方,故当恪守经方,不可随意变化。此书有1936年世界书局铅印本,后人民卫生出版社印行。
黄箓十念仪
黄箓十念仪，不署撰人。从内容文辞看约出于宋代。收入《正统道藏》洞玄部威仪类。本篇所载为存念「十华宝号」以超度亡灵之科仪。其行仪节次有为亡灵归依道、经、师三宝，依次礼念十方空界天尊神灵，乞求超度亡灵往生神仙境界。其次为亡灵忏前世身口心三业，以期消除罪根，脱离地府，神超碧落，飞步黄庭。
香宇诗谈
诗话著作。明田艺蘅撰。田艺蘅,字子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以贡生授徽州训导,罢归。博学善文,著述甚丰,世比之杨慎。著有《留青日札》、《老子指玄》、《煮泉小品》、《田子艺集》及杂剧《归去来辞》等。《香宇诗谈》,《说郛续》收有三十四则。内容以评诗为主,不涉记事。书中诗学见解,其一称“诗关气运”,“汉世浑厚高古,魏国雄俊秀发,两晋平典风丽,六代富艳绮靡”。又称“诗类其为人”,“太白做人飘逸,所以诗飘逸;子美做人沉着,所以诗沉着”。其二称张说、杜甫、薛能诗用“坐”字,皆本于北齐刘逖诗“纵意坐山中”句;又称许王维《夷门歌》“七十老翁何所求”句“以后人之言,而用前人之事,浑化无迹,使人不知其妙,真点铁成金手也”。其三称“诗有似拙而实妙者”,“拙忌其俚,妙忌其纤。宋俚也,元纤也”。又于唐人中韩、白二家颇致不满,谓韩诗“粗浅殊甚,都不成语,而宋人方谓之闲远”,白诗“可笑其用字之俗”。凡此,大致可见其论诗倾向。
粤逆纪略
撰者佚名。南京图书馆藏抄本,1卷,《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据以收录。记咸丰三年间事,内涉太平军攻占南京事,而述太平天国馆衙制度特详。记述太平天国在南京实施的各项制度及措施颇详,诸如“拜降”、“拜天父”、“新兄弟馆”、“新姊妹馆”、“老民馆”、“考试”及各衙门名称、职务等均有涉及。收入《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
![诗本义[四库本]](/d/file/books/ea30dd9d520bcf8e45933fbd61902c45.jpg)
诗本义[四库本]
北宋欧阳修撰。全书十六卷,对《诗经》诸篇先以“论曰”为题,畅言前人之说,然后以“本义曰”表明作者对各诗主旨的看法。又以时世论、本末论以及豳、鲁、序三问阐述对个别诗篇及诗序的看法,书后并附《诗图总序》及《亡郑谱》以助对《诗经》的理解。伴随着北宋初期政治上的革新运动,表现在思想上即要求用新的义疏来阐释汉唐以来的诸经文本,《诗本义》即是第一部对《诗经》研究史上的《诗序》、《毛传》、《郑笺》进行大胆批评的著作。欧阳修自述“于《诗》常以《序》为证”,及“以其源流所自得圣人之旨多”之故,但并不全遵《诗序》,遇其“有小失”,便“随而正之”,并强调“惟《周南》、《召南》失者颇多”。对于毛、郑二家之说,既不妄加非议,又务求《诗经》本义,吸收其正确观点,纠正不足之处,并言“毛、郑之失患于自信其学而曲遂其说也”,对二家诗说进行了大胆指摘。 这种对《诗序》、《毛传》以及《郑笺》敢于非议、指出其缺点的做法,动摇了《诗经》学上的汉学地位,为进一步探求《诗经》诸篇的本义,起了开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