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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燕的歌
现代新诗集。王亚平著。上海联合出版社1936年10月初版。收新诗27首。前有王统照的序言,后有作者的跋语。这是诗人继《都市的冬》之后的第二本诗集。王统照对这本诗集的评价很实在:“他不逃避现实也不强作无病的呻吟,勤勤恳恳去歌唱出人世的苦辛,尤多以北方的乡村生活作背景。”诗篇反映了苦难的时代,灾荒的岁月:“大道上奔涌着饥饿的群”(《农村的夏天》),“农民咆哮着饥馑”(《虹》);他们离乡背井,组成流民大军,流向城市,也流向死亡。但“隆冬的寒柯里孕育着新生”(《生命》),诗歌礼赞坚定的信心,憧憬光明。比起《都市的冬》来,诗的手法有了变化,对于时代精神的认识也更加明晰,他“不居心夸张,不油腔滑调,不过于装点,朴厚而有热诚,‘诗如其人’”(王统照《序》)。
韦苏州集
又名《韦江州集》、《韦刺史集》。诗别集。唐韦应物(曾官苏州及江州刺史)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韦应物诗集》十卷,原本不传。宋嘉祐间王钦臣重加编定,题《韦苏州集》十卷,序称收赋、诗五百七十一篇,按十五门类编列。今传宋乾道刻本十卷,有拾遗一卷,收赋一篇、诗五百六十三首,仅十四门类,系从嘉祐本流衍而来。又有宋刻元修、明铜活字、弘治、嘉靖、万历、天启、崇祯诸刻本,大体属同一系统,而编次、篇目略有差异。嘉靖间华云刻本题《韦刺史诗集》(又名《韦江州集》)十卷,拾遗外更增附录一卷,《四部丛刊》据以影印。清康熙项絪《王韦合刻》本则据宋本翻刻,共十四门类五百七十一篇,《四库全书》和《四部备要》并加采录。另有《韦苏州集》八卷,明嘉靖吴汝纪刻本;《韦苏州诗集》二卷,清汪立名辑《唐四家诗》本。近人卢文弨有《韦苏州集校正拾遗》一卷,收入《抱经堂丛书》和《丛书集成初编》。评本则有宋刘辰翁《须溪先生校点韦苏州集》十卷,元刻本和明刻朱墨套印本;又刘辰翁批点、明袁宏道评《韦苏州集》五卷,明刻《韦孟全集》本。
十年都门竹枝词
无名氏著，同治三年抄本,据亲身临见记述1860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史事,笔法朴实,颇具史料价值。 无名氏原序称:“十年秋,夷匪由海口窜入京师,上及王大臣巡幸避暑山庄,军民震动,以致都城迁徙一空。苦予病穷无计,困坐愁城,有健翮之志,不能奋飞。”于是吟有此词,谦称之曰:“无乃言近粗鄙,韵多浮泛,真令读者喷饭,此不过花晨月夕,自破愁魔,以鸣不平之志耳。”然而正是由于“病穷无计”,不能迁徙避祸,得亲历兵火,因致所作《竹枝词》能够真切描绘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前后北京地区“君移臣徙”,“将走兵逃”,“无边白骨葬黄沙”的历史画面。 无名氏《十年都门竹枝词》以韵次为序,又有“引”、“首起”、“尾束”等,共计五十一首.
谭曲杂札
古典戏曲论著。明人凌濛初著。这部著作共15则。本文以元曲的“本色”为其论述明传奇优劣的标准，开宗明义就说：“曲始于胡元，大略贵当行不贵藻丽。其当行者曰本色。”因而他认为梁辰鱼始为工丽之滥觞，并对王世贞盛赞梁辰鱼之作，以及对汤显祖、沈璟、徐复祚、李日华、陆采等人的剧作都有批评之词，这些批评皆有其独到之处。他又论述了戏曲结构、戏曲结尾、戏曲声律等诸多问题，强调：“戏曲搭架，亦是要事，不妥则全传可憎矣”。他反对扭捏巧造，不合情理之作。他认为戏曲结尾“大都以词意俱若不尽者为上”，反对狗尾续貂。对于戏曲声律，他力主以《中原音韵》为准。其他方面诸如对戏曲宾白、戏曲的改编等问题也有议论。虽然这些议论都是杂记形式，缺乏系统，但其中多有闪光之处。因此这也是一部了解明人戏曲理论的重要参考书。《谭曲杂札》原只附刻于凌濛初的《南音三籁》卷首，有明末刻本和清康熙间刻本。《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将其作为专著的一种，编入书中。
四书蒙引
明蔡清(字介夫)撰。十五卷。别录一卷。该书编撰过程颇曲折： 先有稿本失之，作者乃重新缀录，更阅三载，又得故录于家中。参会前后二稿，所录重复过半，又有前后异见者，欲删正而未暇，姑略会而次之，先涂去其最冗秽无谓者，其诸凡近似有理之言，皆且存之。名曰《蒙引》，以明其非定说。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武进庄煦参照二稿，刊削冗复，十去三四，又十九年而书始成。凡所抄录，先为考定次序，勒去芜冗，条析类从，辑成一书而刊行。书末《别录》一卷，则煦与其友王升(孚斋)商榷订定之语。往往书有：“煦谓如何，孚斋不以为然”，或“孚斋云，此段最警策，何可去也。诚然，诚然”等字样。其书虽为科举而作，然阐明义理，真切深至，犹有宋儒之遗意。如解《论语·颜渊》“君子以文会友章”，曰：“文者讲学之事知也，仁者进德之实行也。故曰讲学以会友则德日进。讲学固所以明道，讲学而以会友，则道益明矣。为善而得所资，则德日进矣!”又如解孟子“言近而指远者”，曰：“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则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之理，皆见于言外矣!”论者谓：“朱注为《四书》功臣，《蒙引》又朱注功臣。”甚至称“说《四书》者不少百种，未有过于此者”(《四库全书提要》引)。有《四库全书》本。
佛教与中国文学
佛教是庞大而复杂的历史事实，中国文学也是庞大而复杂的历史事实，张中行的《佛教与中国文学》这本小书用个“与”字把两者联起来，只是想说说，将近两千年来，佛教对于中国文学，主要产生了什么影响。称之为“影响”，意思是：如果没有佛教，中国文学作品中就不会有或不会沿着这样的路径而有某某等内容；或者从另一面说，因为有了佛教，中国文学作品中才有或沿着这样的路径而有某某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