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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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演讲集
《狄更斯演讲集》收录了狄更斯在各种场合所做的演讲七十四篇。狄更斯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演讲家。透过狄更斯的演讲,我们可以加深对狄更斯作品的理解,还可以加深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状况,尤其是小说状况的了解,更能增进对狄更斯文学观的了解。可以说,狄更斯演讲集的学术价值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围。
哥儿
小说以一个物理学校(现东京理科大学)毕业后到松山乡下任教的男青年的个人经历为故事主线。主人公“哥儿”脑子单纯,易受蒙骗,却富有正义感,拒绝向世俗的种种虚假低头。同时,“哥儿”在到不甚开化的乡下任教之前生活在现代化的都市东京,对眼前的种种迂腐的习俗处处看不惯。他与富含真性情的同事“豪猪”结交,与学校的几个或迂腐或龌龊的同事们明争暗斗,故事情节起伏跌宕又夸张滑稽,勾画出当时教育界人物之众生相,富含讽刺意味。 作者在小说中处处对虚伪的知识分子以不屑一顾的批评。小说中“哥儿”的用人阿清是个识字不多的传统妇女,但她对少爷无私甚至是偏执的爱却如阳光般温暖;学校的教务主任“红衬衫”虽是博览诗书的文学学士,但优雅举止下却隐藏着种种卑劣行径。 《哥儿》是夏目漱石作于一九〇六年的长篇小说,发表于《杜鹃》杂志。被认为是日本当代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成为许多日本青少年的文学读物。小说以一众道貌岸然者的道德品性为主题,是夏目漱石早期诙谐风格的代表作。
玩偶之家
挪威易卜生的戏剧。1869年以后,易卜生开始以社会和家庭题材为主要内容的现实主义戏剧创作。这类剧被称为“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是其代表作。作者通过娜拉的婚姻问题,提出了当时挪威的伦理道德、宗教法律和妇女解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剧始,娜拉的婚姻看上去是幸福的,但却蕴藏着危机。几年前,为了给丈夫治病,她伪造父亲签名筹措了一笔钱,这件事她一直瞒着丈夫,希望靠自己的努力悄悄将这笔钱还上。但事不凑巧,海尔茂新近要辞退的职员正是掌握娜拉伪造签名证据的人,于是事情被揭穿,海尔茂顿时怒火万丈,痛斥妻子下贱无耻、毁了他的名誉和前程,并声言要剥夺她教育子女的权利。当事态意外得以平息后,他首先想到的是“我没事了”。这件事使娜拉彻底认清了丈夫的自私虚伪以及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地位,她毅然抛弃了这附庸地位,走出了家门,娜拉的独立精神与反抗意识为争取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妇女树立了典范。但如鲁迅所问:娜拉走后会怎样呢?对于这个问题,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易卜生是无力回答的。
雷霆玉枢宥罪法忏
雷霆玉枢宥罪法忏,撰人不详。从内容文字看,应为宋元道士所造。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真部威仪类。本篇内容与《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忏》相似,但文字有所不同。忏文首先言道士率信徒向「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礼拜,赞颂天尊之威德;然后忏悔自身罪业深重,祈求天尊宥罪赐福。
三华集
明诗总集。无锡钱子正及其弟钱子义、侄钱仲益3人诗合刻。由钱仲益族子钱公善等人于正统年间刊刻。共18卷。现有《四库全书》本。卷1至卷6为钱子正《绿苔轩集》,集前有洪武二十四年(1391)王达序。序谓:“吾观子正钱先生诗,所谓不求传而自传者也。昔先生虽以赀雄一郡,惴惴寡言,惟事经史,闻人一善,若出诸己,仁厚廉节,保而弗遗,故其为诗,不独挟飞霞,簸明月,怡然于万物之表而已矣,且关于世教而有警于浇沴之俗焉。若曰‘天性不可夺,恩爱情乃使’,若曰‘片言大义重,一笑黄金轻’,此皆卓然可见,不为世之清浊而废德者也。鸣呼,先生之诗,曷得而弗传耶!”卷7至卷10为钱子义《种菊庵集》,集前有洪武八年(1375)自序。自序谓已读前人咏史诗后,“不自揣量,窥窃陈编,类出黄帝鼎已降泊赵宋厓山,共一百五十题,各还以七言一首”。因而其诗中3卷为《读咏史诗》,1卷为杂咏诗,卷11至卷18为钱仲益《锦树集》,集前有正统二年(1437)魏骥序。序谓:“其作也,丽而不浮,奇而不僻,易而不俚,而有诗人之体裁者乎,是宜为其族之子孙裒辑之,以脍炙人口也。”是集之所以名《三华》,因3人皆钱氏之英华的缘故。其3人诗,皆赖此集得以流传至今。
国史大纲
钱穆著。1940年6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共分为上下两册,为当时教育部颁大学用书。1974年9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本,至1983年出版修订本第10版。1933年,钱氏首创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通史课程,曾先后编写过《通史纲要》、《国史读本》等发给学生课外阅读。1937年,北京大学迁至昆明,钱氏在播迁流离之余,继续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国难当头,感慨倍添,又因联大在流亡中,缺乏图书资料,钱氏于是决定于国难之日作国史,写出一部既有史料又有系统思想的通史著作。在资料不足、生活无定的艰难条件下,作者以随身携带积年所藏的通史笔记为基础,避居云南宜良僻静的山寺中,终于在1939年6月写成50万字的《国史大纲》。书首冠“引论”凡2万余言,突出体现作者的史学思想。他提出了史学和历史知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鉴古而知今,还应对未来的精神重建尽一份孕育和向导的责任,因此,主张中国人对本国史应抱有“温情与敬意”。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作者反对以西方模式来套解中国历史,反对把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史实,均用“专制黑暗”一语概括。作者认为,社会经济是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最上层之结构,而学术思想则是此二者间的中层干柱。历史事态之演进,总不出这三者之外。他指出,战国时期是学术思想的变动,秦汉时期是政治制度的变动,三国魏晋则是社会经济的变动。该书出版后,因其境界之高与议论之卓,被当时学术界称为近几十年来中国通史的最佳著作之一。至今仍不失为研治中国历史的必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