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殊问经字母品第十四

作者:佚名
文殊问经字母品第十四

一卷,不空译。文殊师利问经字母品之别译。

猜你喜欢的书

如何形成清晰的观点

如何形成清晰的观点

这一本兼论哲学、科学与论证学的伟大著作,收录了美国实用主义创始人查尔斯·S.皮尔士两部意义重大、影响广泛的著述。书的第一部分为《偶然与逻辑》,呈现皮尔士的概率观和逻辑观,开头最著名的两篇文章《信念的确定》《如何形成清晰的观点》是皮尔士本人对实用主义原则的经典阐述,标志着 实用主义的发端。第二部分收录了《理论体系》《小探必然性学说》《心智的规律》《人类的玻璃本质》《演化的爱》五篇科学形而上学短文,其逻辑学的三种假设——偶成论、神爱论与连续论,富有创见、影响重大而深远。深入阅读和了解皮尔士的形而上学见解,有助于人们克服皮尔士哲学乃至整个实用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倾向。

晚明二十家小品

晚明二十家小品

小品文选集。二十卷。今人施蛰存编。成书于一九三五年。按作者分卷编次,本书选录了二十位晚明文人的小品散文,每位作家的作品辑为一卷,共二十卷。依次是:徐文长、陆树声、李本宁、屠赤水、虞长孺、汤若士、袁伯修、袁中郎、袁小修、曹能始、黄贞父、张侗初、李长蘅、程孟阳、钟伯敬、谭友夏、刘同人、陈明卿、王季重、陈眉公,共收小品二百七十七篇。卷后《附录》两种:《附录》甲为《诸家小传》,《附录》乙为本书采辑书目,列出二十九种。明末在公安派、竟陵派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小品文作家。他们的散文小品继承了六朝小品的传统特点,力求摆脱明代文坛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文风的影响,力求摆脱传统古文的法度规范,为明代的散文创作增添了光彩。他们的一些游记、随笔等小品,以抒情叙事为主,笔调轻快洒脱、清新自然,给人以明朗活泼之感,摆脱了呆板、凝滞的道学气。本集所选录的都是具有开拓性的小品作家,他们大都同公安派、竟陵派有些联系,至少是思想观点有些接近。这些人都不曾做过显赫的大官,也不是什么文坛领袖,由于对社会有所不满,而都有山林隐逸思想。他们在文学上基本都主张冲破正统文学的束缚,独抒性灵,写出任情适性的有真意的文字来。编者在编选时尽量以风趣为标准,除选录一些隽永有味的篇章外,还尽量注意到各家对于文学的意见,以及一些足以表现各家特殊风格的文字。集中的小品大都从各人专集或其他选集中选录,一般以该书的珍贵程度和是否罕见为选录多寡的标准。正如编选者所说,本书是撷取数十种明人文集、全书之精英而成,得此一编,可以抵得上读上百卷明人文集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编选;上海书店一九八四年根据光明书局民国二十五年版复印出版。

东城志略

东城志略

金陵聚宝门城墉,左右袤延,淮水邪界于其北,中狭而旁广,故城厢隙地,如舒两翼。然土人呼门东、门西。而徐锦衣园亭分踞其胜,因又有东、西花园之称。予既辑《凤麓小志》以纪西南隅之名迹,而东城阙如。山川有灵,殆将怨我。会于暮秋之初,访秦君伯虞于南冈草堂,时天雨新霁,景物澄鲜,疏柳摇风,丛芦作雪,相与登孝侯之台,寻鹫峰之寺,俯仰陵谷,不尽流连,古意满怀,呼之欲出。归乃披图检册,就所闻见,排比成编,命曰《东城志略》。

仙传外科集验方

仙传外科集验方

仙传外科集验方,明初赵宜真编撰。焦竑《国史经籍志》着录作十一卷。收入《正统道藏》太平部。卷首有洪武戊午年(1378)赵宜真及吴有壬序文,谓此书原为杨清叟所述,后辗转授予赵宜真,赵临终时嘱其门徒刊印行世。全书分为十三品类,分别论述救治各种内外科疾病及杂症之方,尤以论治外科痈疽疗疮等病为主。书中所收药方四百余首,除传统验方外,亦广采民间验方,为一部有临床实用价值之外科专著。此书编者原阳子赵宜真,为元末明初净明道第四代宗师。书末附录《力到行方便文》,劝人广行济危救难,布施戒杀等善事。可见此书之编辑刊行,表明净明道注重行善济世。

汉宫二十八朝演义

汉宫二十八朝演义

长篇小说。徐哲身著。1928年2月上海五权书社初版。《汉代宫廷艳史》即《汉宫二十八朝演义》,它以宫廷为中心,以帝王后妃之间的爱恨情仇、朝臣阉竖之间的纠葛争斗为主线,旁涉广取,把当朝重要史事都引入其中。它细节描摹方面不无夸饰,但大事上基本忠于史实。尤其是在趣味性和可读性上,超过了其他史传类著作。

随园诗话

随园诗话

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和诗歌美学著作。清人袁枚(1716—1798)撰。十六卷,补遗十卷。枚有《小仓山房文集》已著录。初刊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内容多记当时诗歌创作的趣闻、轶事,间有对古今诗人和诗作的议论品评。其核心在于阐发作者的诗歌理论——“性灵”说,批评沈德潜的“格调”论、翁方纲的“肌理”说,评论王士祯的“神韵”说。袁枚倡导性灵说,主张本乎性情,注重灵机。袁枚认为,“诗之为道,标举性灵,发舒怀抱”,他说:“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他强调:“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诗写性情,唯吾所适”;“诗,以言我之情也”。本书是继《原诗》之后的清代最重要的诗话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