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隧道本生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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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终旅店
《善终旅店》原名《比利时短篇小说集》，为比利时近代短篇小说精选集，由我国现代文坛著名诗人戴望舒先生精心选译。本书主要选译比利时的著名作家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其中包括用佛兰芒语写作的皮思、德林克、都散、倍凯尔曼、曷佛尔、蒂麦尔芒、克尼思等人，以及用法文写作的特各司德、梅特林克、维尔哈仑、德穆尔特、克安司、勒穆尼、海伦思等人的作品共20篇。每篇作品都堪称经典，抑或浓挚动人，抑或苍老简括，在平淡朴素中烘托出使人流连忘返的故事。
野鸭
五幕悲喜剧《野鸭》发表于一八八四年十一月。早在这一年九月初，易卜生就在一封信中预告，这个剧本和他过去的剧本在许多方面不一样，很可能引起争论。它可能把年轻的作家引上新的创作道路，可以说这是件“很好的事”。这里指的是他过去所宣扬的缺乏理想的危险性，现在开始强调强迫别人接受不切实际的“理想”的危险性，还有他在表现手法上的创新。一八八五年一、二月间，这出戏在挪威、瑞典、丹麦各大剧院上演，舞台效果很好。关于这出戏的评价，也如剧作家自己所说，有人赞叹不止，有人竭力反对，意见分歧是明显的。 剧情是在两个家庭间展开的，一个家包括工商业资本家老威利和他的儿子格瑞格斯，另一个家包括照相馆老板雅尔马，他的父亲老艾克达尔中尉，妻子基纳和女儿海特维格。启幕之前，两家已有一段纠葛。艾克达尔和威利曾合伙经营一家林业公司，由于非法交易而受到政府取缔，狡诈的威利说他什么也不知道，结果艾克达尔一人承担全部罪责。艾克达尔出狱时，一点办法也没有，威利让他在办公室抄写文件，报酬优厚。他还把自己玩弄过的女仆基纳许配给雅尔马，并资助雅尔马学照相，成家立业。充满幻想的格瑞格斯对父亲很不满意，长期在父亲的一座矿山工厂工作。
巴黎伦敦落魄记
《巴黎伦敦落魄记》写于1927年，奥威尔辞去在缅甸的职务，开始辗转于英国本岛和欧洲大陆。1933年，他以这段经历为题材写就了此书，叙述了在巴黎靠打零工度日，挣扎在社会底层，不久又回到伦敦，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沦为无业游民并颠沛流离的种种经历，展示了触目惊心又不失真实的奥威尔式的真相，对贫困与社会作了冷静的感想和评论，并透着黑色的幽默。
新水浒
清末民初小说家陆士谔所作的小说，是金圣叹“腰斩”的70回本《水浒传》的续书，描写了梁山好汉们开银行、办铁路、开报馆的故事。本书以略带科幻色彩的奇思妙想和幽默的语言，描写了梁山好汉们开银行、办铁路、开报馆的故事。实质上是以水浒故事为背景，表现当时近代化中国的种种现象，并探讨了经济、科技与人性的关系。是《水浒传》续书中十分独特的一部。
中国哲学原论
中国唐君毅著。分《导论》、《原性》、《原道》、《原教》4篇6卷。1966年至1975年间陆续由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1978年台湾学生书局汇总再版。《自序》称:为从学术观点上考论中国传统的哲学问题,特提出“即哲学史以为哲学之态度”,强调“要在兼本吾人之仁义礼智之心,以论述昔贤之学”。其“导论篇”曾以《中国哲学原论》专名由人生出版社1966年出版,后因《原性》独立成篇而改称《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该篇先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理”,次论“心”,又论“名”与“辩”,皆根据史料原文的考订训释,再就义理上加以引申。《原性篇》则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就整个中国思想而言”,专论人性问题。申明已改变前期思想中仅以道德自我(道德理性)为哲学体系之基石的观点,主张“即心灵与生命之一整体”,“就人之面对天地万物而有其人生理想处以言性”,作为“中国言性思想之大方向” 《原道篇》在全书中分量最重,于考释各家诸说及流变后指出:“道”虽及于天道、物道、出世超世道,但根本上“则在人之生命心灵之活动所共行之道”,由此断定:道“实为人生、人性或人的心灵活动的诸方式”。《原教篇》则是《原道》的续篇,专就宋明儒学而言。详细论述了宋明儒各派各家的主要观念、义理差异及其流变,认为其学术方向及共同价值均在“申述心性天人的涵义,重视人生、人道、人文教化与天人合一的意义”,强调这一思想影响的存在,是今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所在,并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衔接所必须注意的遗产。
朱子五经语类
八十卷。清程川(生卒年不详)编。川字鄜渠，号春昙，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不遇，后官县丞。此书成于雍正三年，乃其肄业敷文书院时所刊，取朱子语录之说。包括《易》、《书》、《诗》、《春秋》、《礼》。昔朱熹之孙鉴，曾辑其祖《易说》二十三卷，又辑《诗传遗说》六卷，清李光地又有《朱子礼纂》五卷，只有《书》与《春秋》没有专书流传；诸家援引遗文，据以折衷众说，各以己意去取，不能尽见其全，各家所引亦不着为何人何时所录，从而无法考证其异同及先后顺序。宋人黎靖德所编《朱子语类》虽荟粹无遗，却没有一一诠次，急切之间亦难寻端绪。程川此书，每经皆以总论居前，论旧说得失者次之，其余均以经文为序，并各着何人所录于下，同时注明所录年月及朱子是年若干岁于每条之前，条分缕析，至为明白。虽然其所录偶有失真，或前后出现矛盾，没有一一辨明，但比类而观，互相勘校，其得失已粲然具见。三礼之末附以《大戴礼记》，虽显得为例不纯，但历代均归之于礼类，况且其文与三礼关联颇多，可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