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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夜话
四卷，宋末元初俞琰撰。此书为俞琰读书论文时随手笔记而成，杂记经史及先儒之说，也有他本人的论文之语。第一卷主要辩论经义。如斥孔安国称洛书锡禹之非，确有见解。于诸经字训，正讹考异，颇有功夫，如谓《论语》“富与贵”章当就“不以其道”为句，《孟子》“则慕少艾”为慕爱少衰之意，“少”字当读为上声等，可供治学者参考。第二卷和第三卷，主要推阐先儒之说，对《河图》、《洛书》及《先天图》、《太极图》等加以研究，认为《丹诀》与《易》相通，原本出于道家。第四卷主要记录论诗评文之语，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版本主要有《四库全书》本、《宛委别藏》本等。
玉座珠帘
历史小说，高阳著。晚清历史全景式画卷、系列史诗巨著《慈禧全传》之二。两宫太后听政以来，温厚的慈安事事交给慈禧决定，军机大臣对慈禧的果决明理也不得不心悦诚服。 同治三年，曾国藩平定江宁之乱，立下大功，接著刘铭传、李鸿章、左宗棠也剿抚捻匪，表面上大清朝似乎国运昌隆，事实上对外割地赔款，对内则争斗不断。 忧心忡忡的慈禧除了日理万机，还得控制想夺回实权的皇帝，她跟前的第一红人太监安德海则乐得趁机兴风作浪！但天命难测，一心要伸展鸿图大志的皇帝竟得天花猝死，皇后也跟著香消玉殒，原因不明。宫闱内幕永远成为秘密，恐怕只有坐在珠帘后的慈禧了然于胸……
民国语文：八十堂大师国文课
作者胡适。该书主要收集民国时期的中学语文教材，来熏陶国民人文精神和呈现现代汉语之美。在所有教育科目里，语文是最基础的必修科目，起到培养基础语言文字能力和熏陶国民人文精神的作用。语文一科民国时期称为“国文”，当时的国文教科书由民间自行编撰，由于百家争鸣、竞争激烈，出版者不得不精心编写，不少大学者也都加入到编写教科书的事业中来，所以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教科书版本。《民国语文》收集民国时期的中学语文教材，从中选出当下语文教材较少收入，但又影响深远、富有现实意义的经典文章，分为《公民》、《新知》、《文学》三个部分。《民国语文》所选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名家的典范传世作品，如胡适、鲁迅、孙中山、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梁实秋、林语堂、费孝通、任鸿隽、朱自清、张恨水等等，完美呈现了现代汉语之美。
通鉴辑览明季编年
甲申、崇祯十七年（是年三月，流贼陷京师；五月，福王由崧称帝于南京，以明年为「弘光」元年）、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春正月朔，李自成僭号于西安。臣等谨按：历代史家书法，义例攸殊；率于历朝代嬗时，意多偏私曲徇，进退失宜。如「续纲目」于元至正十五年后，即标「元」国号，大书「明年」。臣等学识凡猥，尝拟崇祯甲申即应仿沿前例；钦蒙我皇上折衷至义、昭示大公，面谕臣等以『祟祯十七年明统犹存，仍当大书纪岁；即福王称号，尚可比于宋代「建炎」之例。必俟芜湖被执，始书「明亡」。因以揭万世之闳纲，去百家之私议；辨统系而必存其实，垂法戒而永着为程』。睿制煌煌，为自古史臣发凡起例所未有；以视「春秋」谨严，后先一揆。臣等谨首登卷端，用彰盛美。自是以次编排，悉敬遵宸衷笔削，洵非管牖之见所能仰测高深于万一云。
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
唐君毅著。上下两册,上册四章,下册六章。1958年香港友联出版社初版。1975年台湾学生书局再版。收入唐君毅全集。第一章泛论人类创造文化之精神的自主自动性或自决性。第二章至第九章分论家庭、生产技术、社会经济、政治、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宗教、道德、体育、军事、法律、教育等各种文化活动所赖以形成的文化意识,论各种文化意识、文化活动、文化理想形成时其中所实现的道德价值或所表现的道德理性。末章总论人的文化的弊害之所以产生之故及自救之道,论人的精神与自然世界万物的理则及自然进化事实的关系。作者认为人类一切文化活动之所以存在,都依存于道德自我,一切文化活动都不自觉的或超自觉的表现道德价值,都统属于道德自我、精神自我或超越自我而为其分殊的表现。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涵摄一切文化理想;文化活动是“多”是“末”,被统摄受主宰于道德自我而成就文明的现实。认为道德理性是一切文化理想实现的、文化活动的必然基础。由此,彻底否定自然主义、唯物主义、功利主义的文化观,提出道德理性或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哲学体系。此书是阐述文化哲学的重要著作,对于研究当代文化哲学有一定学术价值。
明高僧传
八卷。明代释如惺撰。《大明高僧传》简称为《明高僧传》。此书写成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所题书名中的“大明”，即指成书年代，不是指内容范围。此传内容始于北宋末直明代，至于《宋高僧传》止于北宋初到北宋末这一百数十年。《大明高僧传》仍是空白，并无片言记载。此传内有三科，即《译经》、《解义》、《习禅》。《译经》科中只著录元代沙罗巴一人，《解义》科中著录了自南宋至万历年间四十四人，《习禅》科中著录了自北宋末迄元仁宗年间六十七人，正传有一百一十二人，另附见有六十八人。在体裁上与梁、唐、宋三部僧传相同，每科之后无“论”，当是全书没有完成的原故。其中有关主张各宗融合的看法，正是时代要求的反映。此书的优点是，填补了北宋末至明代高僧传记的空白，为研究佛教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不足之处有：首先，一些高僧的传记如性澄、蒙润、本无、如玘、绍宗等，所记事迹过于简单。二是，前后重复和误将北宋人写成南宋，将地名误作籍贯等疏忽之处也不少。正如作者自序所言，是“随喜录之，以备后之修史者采摭”，因而没有严肃加工整理。尽管如此，它仍是一部有价值的佛教著作。现见载版本有明万历丁已嘉兴楞严之般若堂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