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说阿弥陀经讲录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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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梅村全集
诗至宋末，已见式微，到了明清易代之际，出现了多若繁星的诗人群，开展三百年诗坛的盛局。其中最重要的诗人，便是吴伟业。他身历亡国之痛，却又不得不屈节出仕异族，所以他的诗感慨兴亡，音节浏亮，尤以叙事歌行，足以继美长庆，风格遒上，自成“梅村体”。他在艺术是多面手，诗、词、文、曲以及书法绘画，无一不工，过去刊行者，多限于诗集，本书则于诗之外，其他作品，无不搜罗。《吴梅村全集》以宣统三年董氏诵芬室刻梅村家藏稿为底本，增收梅村乐府3种，以原长乐郑氏藏顺治刻本为底本，参校了康熙九年卢·刻本梅村集四十卷、康熙十一年慎墨堂刻本郑汉仪辑诗观初集、顺治元年长洲朱隗辑本明诗平论、民国三十一年董诵芬室翻刻康熙中邹式金杂剧三集通天台、临春阁等31个版本。竖排繁体字。是吴集最完善的版本。
兵垣四编
六卷。明闵声辑刻。闵声字襄子,乌程 (今浙江湖州)人。闵氏所刻书甚为精美,世称“闵板”。据此书后闵映张 《跋》称其从父襄子自束发读书以来,即有经世济民之志,仰慕古之侠烈丈夫。后辽东事起,明军屡屡败北,羽书告急,襄子不胜愤慨。自恨一介书生不能持三尺剑上前线杀敌卫国,只好“悉探秘笈,不靳流传,以裨登坛请缨者考焉。”此 《跋》述辑刻此书缘起甚明,盖资 “登坛请缨者”参考备用。《四编》六卷子目如次:《阴符经》一卷(明唐顺之评释、汤显祖解)。《素书》一卷 (宋张商英参)。《孙子》一卷(明王世贞评释)。《吴子》一卷 (明王士骐评释)。《九边图论》一卷(明许论撰、臧懋循阅)。《海防图论》一卷(明胡宗宪撰、殷都阅。末附《辽东军饷论》、《日本考略》两文)。此书据《中国善本书目》著录有明闵氏朱墨印本(五册),藏北京图书馆。另,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此编六册。
李太白诗集注
李白诗注本。清王琦辑注。琦字琢崖,号载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另有《李长吉歌诗汇解》。李白、杜甫均为唐伟大诗人,但后世对其诗集的注释多寡不均。清杭世骏曰:“注杜者,自宋以后已有千家……太白之集历五百年而始有萧、杨二家,又历五百年而始有盐官胡氏孝辕。孝辕亡后,今且百馀年矣,文士林立,未有起而补其阙者。”(《李太白集辑注序》)王琦正是鉴于此种情况,积数十年时力重为编次,参合诸本,汇集杨、萧、胡三家注之长,而纠其错讹疏漏,益以逸篇,厘为三十卷。其前二十五卷略依萧士赟本次第,但删去分类标目及题下所注作者游踪;杂文四卷依郭云鹏本次第,参订以缪曰芑本,并详加注释。别以序志、碑传、赠答、题咏、诗文评、年谱、外纪为附录六卷,而将缪曰芑本的《考异》一卷散入各篇文句之下。该书补刻成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后续有重刻。校勘方面,善于取资文义及有关旁证,作出精确判断。其注释考证详于典故与地理。王琦自序云:“芟柞繁芜,补增阙略,析疑匡谬,频有更定。至于山川古迹之地形、鸟兽草木之名状,尤加详考,不厌繁复,盖将以为多识之助”,故虽知有“绮碎鳞杂”之议,而仍坚持详尽综博,以“搜罗轶典,抉发奥思”。王氏又精通道书佛典,用以注释“才兼仙佛”的李白,正“足以发太白难显之情,而抉三家未窥之妙”(杭世骏《李太白文集序》)。对于前人的见解,王氏能慎重斟酌,去短从长,融入自己的心得,成为新注,总观全书,持论平正,客观可信。是书又名《李太白全集》、《李太白文集辑注》,是当时李白诗文合注最完备的本子,历来得到学术界重视,除王氏自刻者外,有多种翻印本,如《四库全书》本、《四部备要》本、商务《国学基本丛书》本、《万有文库》本及中华书局1979年标点整理本等。今人瞿蜕园、朱金城为李白集作新校注,即以此为底本。
复社纪略
编年体史书。四卷。明陆世仪撰。约成书于清初。本书记事,始于天启元年(1621年)陈晋卿等改为知社,终于崇祯九年(1636年)徐怀丹作复社十大罪檄文,按编年体叙述。在正文之前,冠以《复社总纲》,将崇祯元年(1628年)至十六年(1643年)复社主要成员科举、官场之进退以及社中大事,按时间先后分年排列,简明扼要,一目了然。总纲以下分为四卷。
阿弥陀经要解讲义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明西有沙门蕅益智旭解，上海圆明讲堂沙门韬光圆瑛讲，弟子芬陀利子明旸日新录。佛法难闻，凡情忽之也；净宗难信，旨奥罔解。佛法者何？净而已矣。所净者何？根尘识皆是也。故群经蕴义，无不在净；学而习于净，扼乎佛法之要矣。
明高僧传
八卷。明代释如惺撰。《大明高僧传》简称为《明高僧传》。此书写成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所题书名中的“大明”，即指成书年代，不是指内容范围。此传内容始于北宋末直明代，至于《宋高僧传》止于北宋初到北宋末这一百数十年。《大明高僧传》仍是空白，并无片言记载。此传内有三科，即《译经》、《解义》、《习禅》。《译经》科中只著录元代沙罗巴一人，《解义》科中著录了自南宋至万历年间四十四人，《习禅》科中著录了自北宋末迄元仁宗年间六十七人，正传有一百一十二人，另附见有六十八人。在体裁上与梁、唐、宋三部僧传相同，每科之后无“论”，当是全书没有完成的原故。其中有关主张各宗融合的看法，正是时代要求的反映。此书的优点是，填补了北宋末至明代高僧传记的空白，为研究佛教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不足之处有：首先，一些高僧的传记如性澄、蒙润、本无、如玘、绍宗等，所记事迹过于简单。二是，前后重复和误将北宋人写成南宋，将地名误作籍贯等疏忽之处也不少。正如作者自序所言，是“随喜录之，以备后之修史者采摭”，因而没有严肃加工整理。尽管如此，它仍是一部有价值的佛教著作。现见载版本有明万历丁已嘉兴楞严之般若堂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