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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传大麻疯方
方书。清佚名撰，蒋抡元校订。一卷。约二万字左右。首载三十六种大麻疯症神效方，继详论疠风病症、辨验方法、禁治法、不治症及各种治疗方法:如静养、食疗、洗浴、汗、泻等。后有药性简汇及药品炮制和预防麻疯方黑虎丹。对麻疯病之辨证、立法、处方及预防论述较详，皆为经验所得，所用药物除蛇、蝎一类以毒攻毒外，多用大枫子，据病症不同而份量稍殊。为后世治疗麻疯病提供了宝贵经验。有《珍本医书集成》本。
小二黑结婚
短篇小说。赵树理著。1943年10月华北新华书店初版。它是作者的成名之作，也是显示作者风格的代表作之一。出版时，彭德怀曾亲笔题词：“象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作品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冲破封建传统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小二黑和小芹的自由恋爱，受到了有浓厚封建落后思想的“二诸葛”(小二黑的父亲)、“三仙姑”(小芹的母亲)的极力反对，并为窃据了村政权的恶霸金旺、兴旺兄弟所忌恨，遭到诬谄和迫害。面对种种阻力，小二黑和小芹进行了坚决、勇敢的抗争，最后在区民主政府的支持下，斗倒了恶霸，教育了两位家长，取得了婚姻自主的胜利。小说抨击了农村中的封建残余势力，批判了人民群众中的封建思想，歌颂了新的人物，新的时代风尚。它表明，在解放区，不仅政治和经济领域有了变革，而且在爱情、婚姻、家庭和道德领域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小说在民族化，群众化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作者汲取中国传统说唱艺术和古典小说的长处，使作品情节连贯，故事性很强。在故事情节的开展中运用白描手法和细节描写，刻画了三组各具特色的人物，其中两位“神仙”的塑造尤为成功，达到维妙维肖、呼之欲出的地步。作品语言朴实生动、幽默风趣，表现力很强，真正做到了语言的大众化。作品以崭新的思想内容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把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
作者施耐庵、金圣叹，成书于元明之际的《水浒传》，进入明中期以后开始在社会上风行，胡应麟、沈德符、李赞、叶画等人对此书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并进行了研究。而金圣叹评点的七十回本《水浒传》，以其精细的艺术分析和优美的文字鉴赏，掩盖了此前的所有版本，成为三百年间唯一流行的版本。
林外野言
元诗别集。2卷。郭翼撰。《四库全书》曾据浙江鲍士恭家藏本编入别集类。本集传本比较少见，除《四库全书》所收之外，尚有几种清抄善本。两卷所收的诗未按体裁类别，卷末附有郭翼撰《与顾仲瑛书》一文。没有序跋文字。郭翼曾以东郭生、野翁为号，所以其集名为《林外野言》。本集的编辑比较草率，所收的诗并不完备，在《草堂雅集》等书中尚有不少郭翼诗未见于此，而且有的诗又见于别的元人诗集，比如卷2《送道士游武当》又载吕诚的《来鹤亭集》。郭翼与杨维桢交往密切，而且诗风也十分相近，他的《望夫石》、《精卫词》等篇都与杨维桢的乐府诗格调一致，几乎如出一人之手，也许正因为如此，杨维桢才十分推许郭翼的诗。《四库全书总目》对郭翼诗评价很高，说：“要其笔力挺劲，绝无懦响，在元季诗人中可谓矫然特出者矣。”但就《林外野言》所收入的诗篇而言，此论显然不够准确。郭翼诗多应酬之作，无论内容、成就都与顾瑛、吕诚、郯韶等人大致相当。
史记
原名《太史公书》。西汉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撰著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按帝王世序和年代记述政治上的重要事迹。“表”排比并列了历代帝王和侯国间的一些大事。“书”是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史论述。“世家”是记叙诸侯王国和辅汉功臣。“列传”是各阶层人物传记。《史记》以这五种不同的体例互相配合补充，构成一个严整体系，全面记述了上起传说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年来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其历史观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和批判精神，《陈涉世家》肯定陈涉起义的正义性和历史作用，《酷吏列传》等揭露了统治者的暴行。《史记》所开创的体例，为后世各史所沿用;它的人物传记在文学史上也有崇高地位。后人注释《史记》，有著名的三家注：南朝宋裴骃的《集解》、唐代司马贞的《索引》和张守节《正义》。另有清代梁玉绳的《史记志疑》、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及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皆为阅读《史记》之重要参考书。
御定孝经注
福临御定，蒋赫德纂注。1卷。顺治十三年(1653)成书，有《四库全书》本行世。清世祖福临以清朝入主中原的第一代帝王全面接受汉文化熏陶，深悉以传统道德治理国家之重要，决心以孝治天下。该书之出版、颁行，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治国思想。书前《御制孝经序》阐述孝对国家、对人生的重要意义。作者说：“朕惟孝者首百行，而为五伦之本，天地所以成化，圣人所以立教，通之乎万世而无斁，放之于四海而皆准。至矣哉，诚无以加矣!”但就是这样一个十分严肃、十分重要的问题，却与人人息息相通，“其渊源实本于因心，溯厥初生咸知孺恭，虽在颛蒙即备天良”。因此，“位于尊卑，人无贤愚，皆可以与知而与能”。是人生固有的本性。它是在身体力行中实现，“非语言之间所得而尽也”。虽然孝植根于人心，但“觉世之功必赖夫圣人之训”。只有在圣贤启迪之下，孝方能成为自觉之行动。孔子之《孝经》便是因此而作。作者又说，自己在治理国事之余，曾再三研读，认为《孝经》一书，“其言近而旨远，理约而该博”，可为立身行道、移风易俗所遵循，“诚万世不刊之懿矩，百圣不易之格言”。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不可一日阙者”。但自汉朝以来，为该书诠释作注者日渐增多，却往往不得要领，良莠俱存，于孔子作经之本意，均有未当。有鉴于此，乃纂辑此书，“集古今之注更互考订，其得中而窾綮者采辑之，其妄逞而臆说者删除之”。同时于“流览之余，时获一是或足以补未发之蕴者，辄为增入，聊备参观”。以达到“发矇启锢，四方亿兆咸知效法，而允迪共底于大顺之休焉”的目的。通观全书作者之目的达到了。该书共18章，约1万余字，每章之下均以一句话点明主旨。正文则以简洁之词注释析义，清晰明确，甚便阅览。《四库全书》提要称该书“用石台本不用孔安国本，息今古门户之争也，亦不用朱子刊误本，杜改经之渐也。义必精粹而词无深隐，期家喻户晓也。”这是对该书特点的恰当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