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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文钞
七卷。唐柳宗元撰,明茅坤选评。坤(1512—1601),字顺甫,号鹿门。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官至大名兵备副使。文学家、藏书家,曾选编《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四十四卷、《二苏文钞》四十八卷并加评语刊行于此。是本也坤所选编并加评语,红黑二色套印本,盖万历年间所刊。坤所录书启三十五篇、序传十七篇、记二十八篇、论议辩十四篇、说赞杂著十八篇、碑铭墓碣及诔表祭文十九篇。坤述其选评缘起:“予故读许京兆萧翰林诸书,似与司马之长答任少卿书相上下,欲为掩卷累欷者久之;《钴鉧潭记》杳然神游沅湘之上,若将凭御风也已奇矣哉!”是本版心上方有红色评语、文末低二格也有红色评语;断句用红色小圈、人名旁有红竖杠、释词旁有红空心竖杠、重点字词旁有红色顿点或红椭圆形小圈。评语内容多读文心得、校勘字词、注释词语。
宝刻丛编
《宝刻丛编》20卷，南宋陈思撰。陈思乃临安市贾，其书编成于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有魏了翁、陈振孙、孔山居士3篇序，其中陈振孙序说：“始欧阳公为《集古录》，有卷帙次第而无时世先后;赵德甫《金石录》乃自三代秦汉而下叙次亡，而不著所在郡邑;及郑渔仲作系时、系地二录，亦疏略弗备;其他如诸道石刻录、访碑录之类，于所在详矣，而考订或缺焉。都人陈思，一旦取诸家所录，辑为一编，以今九城京府州县为本，而系其名物于左，昔人辨证审定之语具著之。”此书按地登载碑刻，以《元丰九域志》京府州县为纲，凡石刻可考郡县者，均分别辑入各路之下，最后一卷收录不详其地者。每碑之下均引录前人考证，并注明其出处。其中所引《寰宇访碑录》、《诸道石刻录》、《集古后录》、《复斋碑录》、《京兆金石录》、《元丰碑目》等书，今皆散佚不传，借此可见其涯略。就是所引存世著作，也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清初朱彝尊就曾辑录此书所引《隶续》佚文，以补今本《隶续》之阙。《宝刻丛编》今天的传本均有所残佚，《四库全书》本残阙较多，较完备的版本是《十万卷楼丛书》本，已经收入《丛书集成初编》。这个版本缺卷情况如下：第11(秦风路、河东路)、12(淮南东路、西路)、16(荆湖南路、北路)、17(成都府路)共4卷全缺，第15卷江南东路缺饶州以下，江南西路全缺，第18卷梓州路和利州路只存渠、巴、文3州，其余均缺。
虱
霍桑正背窗吸着纸烟。那挟着雨丝的晓风一阵阵从窗口里飘进来，把烟雾吹得团团地打旋。我从烟雾缭绕中，瞧见他笑嘻嘻地向我说话。
“包朗，‘五鬼搬运法’的秘密，现在你已经眼见了！你这一次抛弃了笔墨，跟我回苏州来，也可算不虚此行哩。”
大亚洲主义
“大亚洲主义”(The Great Asianism或Pan—Asianism)，是孙中山先生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11月28日应邀向日本神户高等女子学校演讲“大亚洲主义”的专题学术演讲。其精义为：我们讲“大亚洲主义”，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致力于改变亚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呼吁以中、日合作为基础，并联合亚洲其他民族，建立平等自由、互助互利、共谋亚洲发展的亚洲区域主义。孙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无疑在它所处的时代具有先导意义，但在当代则更可以通过透视孙中山宣扬“大亚洲主义”的真实意图来挖掘其思想的现实意义，为促进今日亚洲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合作相携提供启迪。
邵氏闻见录
因作者是河南人,又称《河南邵氏闻见》，又因作者之子邵博撰有《邵氏闻见后录》,故此书又称《闻见前录》。史料笔记。南宋初邵伯温撰。全书二十卷。有《津逮秘书》本、 《学津讨原》本、涵芬楼辑《宋人小说》本。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李剑雄、刘德权校点本。邵伯温在本书自序中说:“伯温蚤以先君子之故,亲接前辈,与夫侍家庭,居乡党,游宦学,得前言往行为多。以畜其德则不敢当,而老景侵寻,偶负后死者之责,类之为书,曰《闻见录》,尚庶几焉。”伯温为北宋理学大师邵雍之子,早岁逢王安石变法,中年时经历元祐党争,晚遭靖康之祸,卒于绍兴四年(1134)。书成于绍兴二年,前十六卷记宋初以来故事,对王安石新法载之尤祥。然因作者激烈反对新法,因此亦妄加新法以许多罪名,并记载了不少莫须有的事。
道神足无极变化经
四卷，西晋安法钦译。佛升忉利天为母说法经之异译。经中说如来现十方之身而施化，故名道神足无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