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界次第生起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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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民四术
清包世臣著。十二卷。本书辑著者于清高宗乾隆五十八年至宣宗道光二十六年(1793—1846)间所作文稿,四术,指农、礼、刑、兵四方面,后三者叙述有关道德、法律和军事等问题,前者“农政”部分纯属农业范围。作者自称“幼年曾习农事”,后来宦游四方,开始搜集各家农说,并“断以今宜,要以能切实用为主”。于嘉庆六年(1801)草成《郡县农政》一篇,后编入《齐民四术》一书。内容包括辨谷、任土、养种、作力、蚕桑、植树、畜牧等七部分。内容不限于前代各家农说,对江淮一带农业生产技术成就也有所反映。农术”内有为秦易堂侍读条画白门荒政等文;“礼术”内有说保甲事宜等文;“刑术”内有读律说、议刑对、议刑条答、庚辰(清仁宗嘉庆二十五年〔1820〕)九月为秦侍读条列八事,书粤刻补洗冤录集证后、书三案始末、与次儿论谳狱书等文;“兵术”内有练乡兵对、郡县戎政等文。收载于《安吴四种》。
文学改良刍议
论文。胡适著。发表于1917年1月《新青年》2卷5号。作者从白话文运动的立场出发,提出改革旧文学、建立新文学应从“入事”着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究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文章着重于提倡文学体裁的大解放,冲破旧形式的束缚,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从我国白话应用的历史中得出“白话几成为文学的语言”的结论。作者认为根据上述主张创作出来的新文学,从历史进化的眼光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作者也注意到文学内容的改革,提出文学应有“高远之思想”、“真挚之情感”;还提倡描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的写实主义。该文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第一篇反对封建旧文学的号召书,对于开辟新文学运动的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
温疫论
《温疫论》亦作《瘟疫论》,系温病专书。2卷,补遗一卷。明·吴有性撰。书成于1642年(崇祯15年)。书中讨论瘟疫证治,吴氏谓“温”、“瘟”二字没有区别,都属于温热病范围,因以“温疫”名书。书中阐明了瘟疫与伤寒相似而迥殊的新见解,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又称疠气、戾气)。指出瘟疫自口鼻而入,伏于膜原,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其传变有九。又列举温疫与伤寒相反的十一种情况(如脉、舌等的不同),提出温疫先里后表,里通表和的治疗总原则,创用达原饮、三消饮等方剂予以调治,开后世治温疫一大法门。原书2卷未多加诠次,很象是随笔记录而成。清代编《四库全书》时,将下卷安神养血汤、太极丸等条,以及成书后陆续补入的正名、伤寒例正误、诸家瘟疫正误等篇,并为一卷,以作补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书曰:“瘟疫一证,始有绳墨之可守,亦可谓有功于世矣。”同时指出书中不足为:“其谓数百瘟疫之中,乃偶有一伤寒;数百伤寒之中,乃偶有一阴证,未免矫枉过直。”该书问世后,流传甚广,康熙年间日本即有刊本,国内翻刻本及阐释发挥之书甚多,建国后有多种铅印书及评注本。
平砂玉尺经
元代刘秉忠著。刘伯温注解，该书主要讲述了总述了风水原理和实践方法。《平砂玉尺经》一书以微妙、精细、不可思议的赋文总述了风水原理和实践方法；《逐吉赋》论述消峰及其断言；《天机赋》是论述纳水及其断言。“三赋”的关系是：《逐吉赋》是《造微赋》测量峰砂风水好坏的操作尺度，《天机赋》是《造微赋》测量朝堂水吉凶的操作风水尺度。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国师刘伯温对“三赋”进行论释。风水学中的峦头派、三合派褒奖《平砂玉尺经》一书“至精至深，尽泄地理玄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应遵循“验者为真，不验者为假”的原则来学习。
论世变之亟
近代严复所撰政治伦理论文。1895年2月发表于天津《直报》。批判中国传统的弥争之道,宣传生存竞争之说。认为中国遭受列强侵略,原因在于中国历代统治者“牢笼天下,平争泯乱”,致使民族缺乏竞争意识,民力日衰。极力提倡天赋自由之说,认为中西文化最大的差别在于“自由不自由”之异。“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而西人则言:“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侵人自由,是国君亦不能。”所有法律,“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而设。”他认为中国与西方有一系列差别,而关键在于有没有人权自由:“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中国委天数,西人恃人力。”强调道德的社会作用,指出“人臣之罪,莫大于苟利而自私”,“大夫士之怙私,而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把统治阶级贪营私利看作中国积弱的原因。
法华经科拾
法华经科拾，七卷，清普德立科，智一拾遗，了惠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