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出生菩萨经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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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檀迦利
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宗教抒情诗集,是诗人从他的孟加拉文版《吉檀迦利》、《奉献集》和《渡船》诗集中选译成英文的。诗集共收103首,于1912年出版,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吉檀迦利”在印度语中是“献诗”的意思。诗人的诗歌是献给神的,是以敬仰神,渴求与神的结合为主题的。诗集中,诗人歌颂了神的无限的恩赐,无限的爱,无限的意志。诗人渴望与神结合,因为与神的分离,给人生带来痛苦,使现实变得黑暗,一旦与神结合,黑暗就会过去,镣铐也会被打碎,诗人和他的国家将会永享自由和幸福。诗人笔下的神是神秘莫测的,究竟“他是谁”诗人自己也说不出来。但是诗人感到他的存在,受到他的恩赐,得到他的启示。这位神既没有具体的化身,也没有高坐天庭,他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是与万物化为一体的泛神。诗人笔下的这位神,并没有穿着高贵的服装奔走于有钱有势的王公贵族之间,而是“穿着破敝的衣服”,“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在锄着枯地的农夫那里,在敲石的造路工人那里”。诗人把他作为理想和真理的化身,认为只有通过爱才能与神结合,实现美好的理想,进入自由的天国。因此诗集在强烈的宗教观念中透射出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表达了诗人希望、探索、追求、苦恼、彷徨的矛盾复杂心情,反映了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诗人,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企图通过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博爱的途径来解决社会民族矛盾的改良主义政治理想。《吉檀迦利》具有很强的哲理性和浓郁的抒情性。它那清新隽永的诗句,含蓄幽深的意境、朴实平易的比喻和神秘主义的色彩,使诗集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喜爱。我国已出版冰心译的《吉檀迦利》。
铁岭县志
地方志书 清康熙十六年(1677)贾弘文修，董国祥纂。首有贾序，末有董跋，有修志姓名，附图(疆域图、县治图)。2卷，9志，29目。卷上建置志(城池、公廨、坛壝、祠庙、关梁、驿站、仓库、养济院、丽谯)、疆域志(山川、村落、物产、市集、古迹);卷下田赋志(丁粮、徭役、杂税)、户口志(里社、风俗、孝义)、学校志(选举、书院、名宦、乡贤、乡钦)、官师志、祥异志、人物志、艺文志(碑记、杂文、诗)。此志是现存东北第一部县级志书，为研究关东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有用的资料。辽宁图书馆藏康熙刊本。此外，铁岭县志还有康熙二十二年(1683)贾弘文修纂本，同治年间魏燮均、商广源等修纂本，1915年陈艺、蒋益龄、郑沛纶等修纂本，1931年黄世荣、俞荣庆、陈德懿等修纂本等。
相贝经
西汉朱仲撰(或题汉严助撰,实误)。为中国公元前二世纪初研究贝类的作品。原书已佚,今本全文三百余字,记载贝类动物十二种,多为药用。如紫贝“愈疾”、朱贝“明目”、绶贝“消气”。收入《说郛》、《五朝小说大观》、《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等。
明史杂咏
四卷。清严遂成(1694—?)撰。严遂成,字崧瞻,一作松占,号海珊,乌程 (今浙江吴兴)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官山西临县知县,父去世归乡。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因母丧归。后历雄州知州、云南嵩明州知州。遂成负诗名,工于咏物,或雄奇瘦硬,或委婉工致,风格两异。其咏史诗尤负盛名,被称为“诗史”,与唐胡曾、明李东阳有异,能自成一家。古体近体相间,故名曰杂咏。是书赋明一代之事,其中有精辟之见,然亦有伪讹及门户之旧论。该书 《四库全书总目》列入存目书著录。
名优之死
现代戏剧家田汉早期的多幕话剧的代表作之一,写于1929年。剧中的京剧名艺人刘振声老板,把“玩意儿(艺术)”看得比生命还贵重;他把演戏和做人紧紧联系在一起,其信条是“演正派戏,做正派人”。老旦刘凤仙从小卖给人家当小丫头,挨打受气,吃尽苦头。一次失手打碎了她太太的一个玉钏子,惊恐之际逃到外面。刘老板看他可怜,收留了她,替她出钱请师傅教她学戏,还亲自点拨她,为她耗尽了心血。刘凤仙演戏与做人是脱节的,她的名声倍增,她的好虚荣的意识也随之膨胀。当地流氓恶霸的代表、衣冠禽兽杨大爷,垂涎于她的美貌及苗条的身段,抓住其喜欢让人“捧”的弱点,一步一步地引诱她,腐蚀她。今天给她拍张剧照,明天邀她出去兜风,后天为她做旗袍;刘凤仙上台演出,杨大爷就指使一帮地痞在台下喝彩,授意记者在小报上不着边际地大肆吹捧。就这样,刘凤仙一步步走向堕落,非但不报答刘老板,而且抛弃了恩师。刘振声痛心刘凤仙的背离,千方百计挽救之。对势力强大的黑社会,刘振声无所畏惧,拍案而起,最后怀恨死在舞台上。先生的死促使刘凤仙有所悔悟。在这个剧中,田汉塑造了一个忠实于艺术的正面主人公形象,对他的不幸表示深切的同情。通过刘振声的悲剧命运,揭露了狐鬼横行的旧社会迫害艺人,摧残艺术的罪恶。该剧标志着田汉创作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春秋集注
十一卷。纲领一卷。张洽撰。张洽字元德，清江(今属江西)人，宋代着名经学家。张洽曾在朱熹门下研习六经传注，皆能究其指归。嘉定进士，历任袁州司理参军、知永新县、池州通判，皆有善政，官至着作佐郎。除此书外，张洽还着有《春秋集传》、《春秋历代郡县地理沿革表》，皆佚。宋理宗知张洽家居着书，于是命临江军守臣以礼延访，张洽因此而升任知宝章阁。张洽《进书状》称：“于汉唐以来诸儒之议论莫不考核研究，取其足以发明圣人之意者，附会于每事之左，名曰《春秋集传》，又因此书之粗备，复仿先师文公《语》、《孟》之书，会其精意，诠次其说，以为《集注》。”可见此书是仿朱熹《四书集注》体例，旨在汇集诸家之说而斟酌发明。然通观其书，集解者多而发明者少。张洽为朱熹高足，其说亦多从朱子。如胡安国创“夏时冠周月”说，认为《春秋》经中如“春二月”、“夏五月”之记时，“春”“夏”为夏正，“二月”、“五月”为周正，朱熹曾反对此说，张氏捍卫朱子之说，以“春”为建子之月，与《左传》“王周正月”义合。朱熹曾反对《春秋》一字褒贬说，认为“《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吴楚、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又说：“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又说：“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得知他肚子里事?”(《朱子五经语类》)张洽继承朱子之说，认为：“《春秋》一书，质实判断不得，除非起孔子出来说当时之事，与所以褒贬去取之意方得。”明初科举，经义宗法程朱，乃以胡安国《春秋传》与此书同列于学官，作为解释程朱之说的权威。至永乐年间钦定《五经大全》，胡广等抄袭汪克宽《春秋纂疏》而为《春秋大全》，其说专主《胡传》，成为科场程式，此书遂被废弃。现存宋宝璠三年临江郡庠刻本、元延璠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务滋堂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