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觉润光泽禅师澡雪集

作者:佚名
正觉润光泽禅师澡雪集

一卷,清 泽著,照水重编,陈闻道序,係诗集附杂文,有自状。依驹本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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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浮世与病榻

夏目漱石浮世与病榻

本书所收录的《永日小品》为夏目漱石著名随笔集,每一篇都充满了作者独到细致的深刻观察,其风格直接影响了鲁迅的创作。其中《挂轴》《库莱格先生》二篇,是鲁迅最早翻译的夏目漱石作品,也是中国首次翻译的夏目漱石作品。《往事漫忆》则是夏目漱石身患大病之时,以病痛之身写下的生命纪录。其中既有琐末细事又有痛楚思考,是一份真实而严酷的生命文本。对于夏目漱石来说,疾病既是生死的考验,也是心灵的净化,其实与现代人的生命处境也息息相关。

七个被绞死的人

七个被绞死的人

《七个被绞死的人》是俄国作家安德烈耶夫的小说集,精选作者不同创作时期的11篇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名篇《红笑》《七个被绞死的人》《墙》等。 安德烈耶夫的小说杂糅多种艺术风格,笔触深入广袤的社会现实内里,在对人物内心和外部环境的冷峻描写中,蕴藏着深刻的哲理,流动着纤细的诗 意。安德烈耶夫笔下刻画的人物多为社会边缘人和浮世畸零人,故事罕见、离奇;其叙述风格在俄国作家中也独树一帜,呈现为一贯的紧凑、细腻、迷离,笔墨浓重,直指人心。生活的梦魇、人生的荒诞、天性的孤绝,以及纠缠于其思想里的许多该死的问题,促使安德烈耶夫始终探求无意义中的意义。

亨利六世

亨利六世

《亨利六世》是英国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创作戏剧,首次出版于1623年。该剧上篇写英国在英法百年战争中由于贵族不和而失利;中篇写国内贵族的纷争和平民起义,导向内战;下篇写红白玫瑰战争时期的封建内战,红玫瑰贵族集团一度战败,国王被杀。在整个剧本中亨利六世被描写成了一位昏聩无能君王。贯穿全剧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有了强有力的王权,王国才得平安,而作臣下的职责就是尽忠国事,不得为私利横生事非。

伤寒论阳明病释

伤寒论阳明病释

清·陆懋修(九芝)著,成书于清·光绪十年(1884),全书共4卷。作者认为,当时病家独不闻阳明之治法,以致治阳明病本有法却至于无法可法,故释《伤寒》而独取阳明病篇,正是为了强调并彰明张仲景治阳明之法。陆氏临床上治阳明病多应手而效,不解世人何故多死于阳明病。正是基于这样一些认识,陆氏对阳明病遂尤加留意。而有比较成熟的见解和独到体会。他说:阳明无死证,凡勘病必先能治伤寒,凡勘伤寒病必先能治伤寒,凡勘伤寒病必能治阳明。苟阳明之能治,岂不可推以六经哉!故陆氏遂撰是书。本书第一卷为阳明病经病注释,第二卷为阳明腑病注释,两卷共计原文78条,皆作者自注。第三卷为阳明经病集释,第四卷为阳明腑病集释,两卷共计释文287条,皆集前贤注文之可取者。本书旁征博引,见解独到,倡导“伤寒有五,传入阳明,遂成温病”的“阳明为成温渊薮”学说。作者欲以伤寒学说排斥温病学说,诋毁温病学说,持论不无偏颇。

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

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

传为明代姚茂良著。其内容辑录岳飞事迹史料、历代褒奖封旌、文人赋咏等。全书共六卷,分为:宋史本传、武穆事实、武穆著述、古今褒典、古今赋咏、律诗。卷首包含武穆像及精忠录图三十五幅。此为李氏朝鲜英祖四十五年芸阁铜活字刊本。 从朝鲜本的李山海序和柳成龙跋,可知《精忠录》于万历十二年甲申(1584,即李氏朝鲜宣宗十七年)流传至朝鲜。柳成龙跋曰:“万历甲申,有译官来自燕都,以《精忠录》一帙进者,上览之,嘉叹,下书局印出而题跋之。” 一位来自 “燕都” 的译官把《精忠录》献给李朝宣宗李昖(1567-1608 在位),宣宗即下令刊行,万历十三年三月李山海受命作序,柳成龙跋。肃朝御制序、当宁御制后序、御制永柔县臥龙祠致祭祭文、目录、精忠录序(陈铨撰)、精忠录序(李山海撰) 卷首:武穆像、精忠录图(祀周同墓、战氾水关、张所问计、战太行山、战竹芦渡、战南薰门、战广德、两战常州、战承州、次洪州、战南康、次金牛、蓬岭大战、次虔州、复邓州、复郢州、渡江誓众、襄阳鏖战、战庐州、湖襄招降,复蔡州、归庐复请、屯襄汉、破杨么、破刘复雄、大举伐金、都府议事、贷谍反间、战郾城、拐子马、遣云援王贵、战卫州、战朱仙镇、伪诏班师) 卷一:宋史本传 卷二:武穆事实 卷三:武穆著述 卷四:古今褒典 卷五:古今赋咏 卷六:律诗 后序(赵宽撰)、柳成龙跋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炳麟著。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仍以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政治观点,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1902年发表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仿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一文即其代表。章炳麟在这封信中批驳了此文对革命的种种非难,阐述了中国必须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张,为当时革命派对改良派进行公开论战打响了第一炮。文章围绕着中国应“立宪”还是“革命”这一中心问题,着重驳斥了保皇派康有为提出的中国人民“公理未明,旧俗俱在”,因而只可“仿行立宪,不能行革命”的谬论,指出“公理之未明,则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他又针对康有为“保皇是天命注定”的谬论,认为革命是“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认为“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他深信中国经过“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革命之后,将建立民主共和的制度,信中表现作者不信天命,信革命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有力地鞭挞了勾结帝国主义的满清政府的罪恶,揭露保皇派的反动本质。此信发表后引起反动派的极端恐惧,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是有力的鼓舞。但信中在反满思想中掺杂了不少大汉族主义的糟粕。全文万余言,以古今中外的实例佐证,阐述民族民主革命思想,观点鲜明,气势凌厉,说服力和感染力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