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出阿弥陀佛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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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字典
清康熙间张玉书等奉诏编撰。四十四卷。收字四万七千三十五,另附古文字一千九百九十五。按天干分十二集,每集分上、中、下三卷。按二百十四部首编排,同部首者以笔画为序。字有古体则列正文之下,重文、别体、俗字、讹体则附于释义之后。每字先列历代重要韵书反切,并加注直音。然后释义。先本义后引伸义,有别音别义亦列举之。加引书证。编者考辨处加“按”字以区别。末加“补遗”一卷,专收冷僻字;又“备考”一卷,收有音无义或音义失考之字。收字较多,引证丰富,重于诠释古义,又因为官书,故旧时流传较广,影响较大。但其体例较杂,校核欠精,错误讹谬之处颇多。清王引之有《康熙字典考证》,指出引书错误二千五百余条。此书版本颇多,重要者有康熙五十五年初刻本,上海鸿宝斋石印本于书眉附加篆体,商务印书馆1933年铜版印本后附加《康熙字典考证》与“四角号码索引”,世界书局1936年印本附“笔画检字索引”、“篆字谱”和《康熙字典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等。
思怜诗
《思怜诗》共52首,分成《思美诗》和《怜愚诗》两部分,宋应星取两卷的字“思”和“怜”命名为《思怜诗》。《思美诗》10首,都是七律,《怜愚诗》42首,都是七绝。主要反映了宋应星的人生观,用文学形式表达他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等问题的看法。宋应星在诗中塑造了两大类典型人物,分别给以褒美和讥讽。他继承了唐代大诗人白居易(772—846)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的诗论传统,主张写诗应当揭露时政弊端,反映社会现实,并且给人以启迪和教化。
介为舟禅师语录
该书共十卷,卷首有序文,内容涵盖上堂、小参、拈颂、法语、入室机缘、垂问、偈、传书引疏、题赞自赞、佛事、萍吟集、影堂集、松陵杂录、吴门杂录、行状塔铭等多个方面。收录于《嘉兴大藏经》。关于介为舟禅师的资料较少,暂时没有直接关于介为舟禅师详细生平及更多事迹的记载。
出定后语
富永仲基著,是一部批判佛教经典的著作。写于1744年。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13章,依次是:教起前后、经说异同、如是我闻、须弥诸天世界、三藏阿毗昙修多罗伽陀、九部十二部方等乘、涅槃华严二喻、神通、地位、七佛三祗、言有三物、八识、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下卷12章,依次是:戒、室娶、肉食、有宗、空有、南三北七、禅家祖承、曼陀罗氏、外道、佛出朝代、三教、杂。在此书中,富永仲基提出了思想发展的“加上法则”,即认为一切思想的发展,都是后起的思想排斥了以前的思想,因而便在以前的思想上加上了一些东西,从而创立新思想。如,佛教最初是阿含的小乘教,其后被般若、法华、华严、涅槃、禅、真言依次否定前说,加上一些东西,创立新的宗派。这样他得出的结论是:“诸教兴起之分,皆主出于其相加上,不于其相加上,则道法何张,乃古今道法之自然也。”证明了大乘教是很久以后的后代人的做作,是不足凭信的。他还论证了关于佛教的须弥山说和三千大千世界等思想不可信的原因:“世界之说,其实漠然,不过以语心理,亦何知然否。”他又否定了三世因缘之说,排斥阿赖耶识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批判了佛教的神秘主义、禁欲主义,仅仅留下了他认为合理的可取部分——道德说,断定佛的真理归根结蒂“只在于树善而已”。他还将这种“加上法则”推广应用于儒学和神道的研究,认为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王道之说,乃出自齐桓、晋文的霸道之上。伺在儒教之中,孔子殁后,儒分为八,而皆出于孔子之上。此后也是一一相否加上。不但儒教如此,神道也是这样。一切思想都是跟着时代推移,没有一成不变的。仲基的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观察方法。这种对于佛教经典的考证的、批判的研究,把以往儒者从道学的、经世的和有几分认识论的观点所进行的佛教批判提到更高一级的阶段,成为佛教的历史研究的先驱。对佛教来说,大概是最根本的沉重打击。仲基的这一研究方法被后来的服部天游和平田笃胤所继承,同时他的见解也受到了僧侣方面的猛烈攻击。
毗尼日用切要
《毗尼日用切要》是明末清初的读体律师(又名见月律师,西元1601~1679)采择《华严经》净行品与密教经典中之偈、咒汇编而成的律仪典籍,在清乾隆时,由宝华山第七代祖释福聚奏请入藏,收于《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 60 册 No. 1115 (律部类的诸述部)。“毗尼”为律(梵vinaya )之旧音译,新译毗奈耶。“毗尼日用”即指日常应遵守之戒律,“切要”即指要领、纲要。该典籍内容除有甚多涉及出家人日常衣、食、坐、卧应诵念之偈、咒外,并含有在家、出家之戒条。
伽耶山顶经
全一卷。有四种译本,均收于大正藏第十四册。(一)姚秦鸠摩罗什译之文殊师利问菩提经,又称伽耶山顶经。(二)元魏菩提流支译之伽耶山顶经。(三)隋代毗尼多流支译之佛说象头精舍经。(四)唐代菩提流志译之大乘伽耶山顶经。本经记述佛陀初成道于伽耶山时,文殊菩萨请示佛陀发菩提心之深义后,应诸天子等之交相请问,而自答种种之菩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