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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讲义
《中国文学史讲义》是游国恩1929—1933年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后改名山东大学）时撰写的讲义，内容是先秦两汉至南朝宋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讲义》首先探讨文学的疆界和起源。游先生对文学史范围的界定在不同的时期有些不同，对文学起源的看法则比后来通行的看法更为通达。《讲义》以“传信”为原则。由于中国文学历史很长，很多材料真假难辨，没有定论，为了保证内容的真实可靠，游先生对重要的作家作品时代真伪均一一考证，梳理旧说，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是老一代学人的优良学风和开拓精神，对文学史的创建功不可没。具体来说，如关于《诗经》，对其时代，“二南”“风雅颂”名称的释义，及地域、内容等均有精辟的论述；论证了自《史记》以来因袭的“孔子删诗”的错误；对《诗经》的艺术性作了详尽的分析：这些都是游先生对《诗经》研究的贡献。再如，《悲愤诗》是否为蔡琰所作、《胡笳十八拍》的真伪，及《孔雀东南飞》的时代和作者，游先生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后多被学术界接受，成为定论。也有些问题，游先生的看法随着时间有些变化，如五言诗起源的时代，苏李诗、《柏梁台诗》的真伪等。
定命录
轶事小说集。唐吕道生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 此书2卷，入子部小说家类，注曰;“大和中，道生增赵自 勤之说。”《崇文总目》同。今有《类说》本、上海书局影印 万有文库版《旧小说》本，均残。《定命录》主要宣扬人之 生死、祸福、贵贱皆由命中注定的天命观，书名亦由此 来。如《狄仁杰》写狄仁杰被贬官时，途经汴州，欲停留 半日治病，时任开封县令的霍献可竟当日将其逐出。后 狄公复任宰相，霍为郎中，狄公欲中伤而未果。武则天 命狄仁杰择御史中丞，狄公无以应命，唯记得霍，便推荐 霍做了御史中丞。狄公认为自己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天 命。小说实际上反映了唐代官场的相互倾轧和世态炎 凉。又如《崔元宗》写崔曾为宰相，令史奚三儿预卜崔60 日内当流放南海，6年三度合死，然竟不得死，待其百岁 时将被饿死，后来果然一一应验。小说在写崔元宗的遭 遇时，注重描写其仕途的坎坷，人情的冷暖，寄寓了作者 的爱憎之情。书中许多故事描写真切细腻，展示出形形 色色的人情世态。但因作者思想的局限，全部篇章皆写 命中注定之事，不免有千篇一律、单调乏味之嫌。唐温 畬撰有《续命定》1卷，已佚，《太平广记》辑有佚文。
高氏三宴诗集
三卷。唐高正臣编。正臣字号、籍里与生卒年均不详。曾官襄州刺史。此集所载皆同人会宴之诗,以 一会为 一卷,各冠以序。一为陈子昂,一为周彦晖,一为长孙正隐。三会正臣皆预,故汇而编之。与宴者共二十 一人。考之《新唐书》,有传者三人,则为陈子昂、郎余令、解琬。附见他传者一人,则为周思钧。见于本纪及世系表者一人,则为张锡。仅见于世系表者五人,则为正臣及高瑾、王茂时、高绍、高峤。余皆不详始末。案世系表,正臣为襄州(今湖北襄阳等地)刺史,不云卫尉卿。今诗后叙正臣及周思钧事独详。所云连姻帝室,寓居洛阳,皆与诸序语合,似非无据。末又附《香山九老会诗》 一卷,卷尾有夷白堂重雕字。考宋鲍慎由字钦止,括苍(今浙江丽水)人。元祐六年(1091)进士。著有《夷白堂集》。此或鲍慎由所刊。九老会诗已附见《白香山诗集》,而《三宴诗》之名,新旧唐书志皆不载。盖当时编次诗歌,装褫卷轴,如《兰亭诗》之墨迹流传,但归赏鉴之家,故不著藏书之录。后好事者传钞成帙,乃列诸典籍之中。惟辗转缮录,不免多讹。如以高峤为司府郎中,唐百官志无此官,应从《世系表》 改为司门郎中。又张锡于武后久视元年(700)拜同平章事,本山东兖州东武城人,诗中误以锡东为名。又弓嗣初,高瑾、周彦晖并日咸宁进士。唐无咸宁年号。惟高宗曾改元咸亨,宁字恐为亨字之误。兹并为改正。有 《四库全书》 本。
瓶粟斋诗话
《瓶粟斋诗话》是沈其光创作的诗话类书籍。
春秋集传纂例[标点本]
《春秋》学著作。又名《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唐陆淳撰。十卷,四十篇。此书纂集其师啖助及同时人赵匡之《春秋》论说,加以发挥。欲通过归纳《春秋》各种义例,来探考所谓圣人褒贬之旨。首八篇为全书总义,考究《春秋》之宗旨、“三传”之得失、啖、赵论说之义例等。第九至三十五篇,掇拾《春秋》“微旨”,阐明义例,分公即位例、告月视朔例、郊庙雩社例、盟会例、用兵例等。余五篇为经传文字脱谬之考核,并列述人名、国名、地名谱。引啖、赵之说,疑《左传》非左丘明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此书“盖舍传求经,实导宋人之先路,生臆断之弊,其过不可掩;破附会之失,其功亦不可没也。”有《四库全书》本、武英殿聚珍版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阿育王刻文
又称阿育王法敕。指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敕令于磨崖、石柱等所刻之教法诰文。刻文年代约为西元前二五○年。所用文字是接近梵文与巴利文的一种方言。今发现者计有大磨崖、小磨崖各七所、石柱十根、石窟刻铭及石板等五种。除小磨崖法敕有阿育王之名外，余皆刻以天爱喜见王（梵Deva^nam!priya priyadras/i ，巴Deva^nam!piya piyadassin ）之名。此种法敕刻文，所在范围甚广，几遍及全印度。高僧法显传、大唐西域记中屡次提到的石柱即指此，其后湮没，世人遂无知之者。直至西元一三五六年，回教王菲罗兹夏尔（Fi^rozSha^l）在距离德里（Dehli ）一百六十余公里及六十余公里处各发现一根石柱，并将之移至德里。至百年前为英领东印度协会之霍尔上尉（CaptainHoare）所注意，尔来又陆续于印度、尼泊尔、阿富汗等地发现。后经普林斯（Prinsep）苦心研读，至一八三七年得以确认为阿育王刻文，遂为印度史及佛教史之研究，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