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耶山顶经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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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成集
十二卷。唐杜光庭(850—933)撰。杜光庭字圣宾,处州缙云 (今属浙江)人。性喜读书,好为辞章。懿宗设万言科选士,不中,入天台为道士。喜宗至蜀,召见,赐紫服,充麟德殿文章应制。王建建后蜀,为金紫光禄大夫,赐号广成先生,进户部侍郎。后主立,以为传真天师,崇真观大学士。后解官隐青城山白云溪,自号东瀛子。《宋史·艺文志》载杜光庭《广成集》一百卷,又 《壶中集》三卷。《通志·艺文略》作《光庭集》三十卷。此书共十二卷,集中所收仅表及斋醮文二体,文字虽工,却称不上文学价值。唯其中涉及人物史事,颇有史料价值。如在唐末时为王建作醮词,或称王建川主相公,或称司徒,或称蜀王,或称太师,考证史实,均相吻合,而史独失载其太师之号,又如王宗夔、王宗黯二人,皆王建养子,《十国春秋》载其莅官行事;此书中具体称王宗夔为汉州尚书,王宗黯为镇江军节度使,也可补《十国春秋》之阙。五代文史资料散佚缺略,因而集中所存,可从稽考补阙。此书版本有《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皆十二卷;又有 《道藏》本,《四部丛刊》本,为十七卷。
窥词管见
词话。清人李渔撰。一卷。渔有《笠翁传奇十种》已著录。此编系今人唐圭璋先生从《笠翁全集》中录出。全书只有22则,约九千字。但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词体的基本特征和基本作法。李渔主张要严格区分诗、词、曲三者之间的界限,认为“诗之腔调宜古雅,曲之腔调宜近俗,词之腔调,则在雅俗相和之间”。他主张词意贵新,而所谓“新”,并非指事情新奇少有,而是能“言人所未言,而又不出寻常见闻之外者”,要“能于浅近处求新”。这就等于强调要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去发现和体察意境,然后再提炼加工。李氏为一代曲家,于诗词亦颇有造诣,尤于创作、鉴赏多精湛见解。故此编所论对于词艺创作、欣赏、鉴别均有重要价值。
五代春秋
北宋尹洙撰。二卷。编年体。宋尹洙(1001—1047)撰。洙字师鲁,北宋河南治(今河南洛阳东)人。世称河南先生。官至起居舍人,直龙图阁,后因故被贬。其人博学多识,精于《春秋》,提倡简古文风。记载五代历朝政权兴亡大事,起后梁开平元年(907),终后周显德七年(960)。刻意模拟春秋笔法,于史实记叙较为简略。但编次尚属得体,可备一家之言。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曾约洙分撰,此书或即作于是时,然体用编年,与欧书例异。所载自梁太祖开平元年(907),迄周显德七年(960)。笔削多为不苟,得谨严之意。收入《河南集》。又有《学海类编》、《丛书集成初编》本。
中庸译注
《中庸》为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由孔子的孙子、战国初期的子思所作。《史记·孔子世家》:“子思……尝困于宋……作《中庸》。”《中庸》重点阐发孔子的“中庸”思想。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等义;庸,含有平常、常道、用等义。中庸合称首见于孔子:“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东汉郑玄在《礼记·中庸注》中认为:“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庸》要求人们遵循“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的处世原则。《中庸》的核心是“诚”,提出了以“诚”为本体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诚”原本指一种完美至善的道德境界,《中庸》从世界本源的意义上进行引伸发挥,提出一个人若能达到“至诚”,就会与“天道”合一,就能成为“圣人”。而要达到“至诚”,则必须“尊德性”,“道问学”。即重视保持自身天赋德性,认真学习知识。《中庸》还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行为目标。“诚”在人们行为中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庸”(亦称“中道”、“中和”)。认为“中庸”是“天道”在社会关系中的体现,要求“君子”以“中庸”处世,提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作者力图让人们按“中庸”原则行事,以谐调人际关系,缓和阶级矛盾,有其消极的方面。但《中庸》反对人们在处理社会关系中言行过激,提倡“中和”,也有其合理因素。《中庸》所阐发的观点,对后世的哲学思想有深远的影响。
般若心经秘键略注
般若心经秘键略注，1卷，日本 觉鍐记。编号二二零三。
大方广华严十恶品经
亦称《大方广华严十恶经》、《大方广华严经十恶品》、《华严十恶经》等。中国人假托佛说所撰经典。作者不详。一卷。经中谓一切众生若修善根,应作五事:一、不害众生;二、不行放逸;三、不饮酒;四、不食肉;五、常行大慈。然后着重论述了饮酒、食肉的罪孽及断食酒肉所得之福报。南北朝时,由于《涅槃经》及《楞伽经》的影响,以梁武帝为首的中国佛教信徒掀起一个断食酒肉运动,本经即这一运动的产物,对研究中国佛教史有一定价值。本经最早见录于《法经录》卷二,入“伪经录”。其后《仁寿录》卷四、《内典录》卷一○、《大周录》卷一五、《开元录》卷一八均有著录,亦斥为伪经。中国历代大藏经未收,仅存于敦煌遗书中。后被日本《大正藏》收入第八十五卷,但所据为残本。故录文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