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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开府集笺注
诗文集注本。十卷。北朝周庾信撰,清吴兆宜注。庾信集在隋代有魏澹为其作注(见《隋书·魏澹传》),惜未传世;至清代又有胡渭对它加了注释,但也未能成书。吴氏此书在采辑胡注的基础上,又与徐树谷等人作了补注,是集合众手而成的。卷一、二赋,卷三乐府,卷四、五诗,卷六至卷一○文。用明张溥《百三名家集》作底本,诗的部分据朱曰藩本补入《咏桂》、《庭前枯树》二诗,又从《海录碎事》辑得《愁赋》、《荡子赋》的残句,皆为其他各本所无。但据《文苑英华》卷三二六,《庭前枯树》为孙万寿作,又据《艺文类聚》卷八九,《咏桂》为范云作,可见吴氏轻信前人旧本而失于考证。注释主要着力于注明典故、字词的出处,比较简略,且缺点也比较明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援例评云:“如注《哀江南赋》经邦左汉一事,引《史记·索隐》误本以园公为姓庾,以四皓为汉相,殊不免附会牵合。”这种牵强求合的情况还可举出一些,如《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序》:“阶无玉璧,既异河间之碑。”所谓“河间之碑”,当指后汉张超《灵帝河间旧庐碑》,文载《艺文类聚》卷六四,而吴氏则错误地把河间看成是河间相张衡,并引张衡《西京赋》文句来加以说明,致使正文文意了不可通。至于该注而未加注的情况更所在多有。总的来说,吴注本在精详上比不上倪璠注本。但是,吴注也自有其优点。例如,《陪驾幸终南山和宇文内史》“树宿含樱鸟”,倪注仅注:“樱桃,一名含桃。”而吴注则引《礼记·月令》:“天子羞,先以含桃荐寝庙。”注:“樱桃为鸟所食,故曰含桃。”既交代了词语的出处,也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诗人选词的用心。又同诗“迎风下列缺”,倪注引《汉书·扬雄传》及应劭说作注,而吴注则怀疑“缺”当作“子”字,并引《庄子》“列子御风泠然”之文证之,这样“列子”与下句“洒酒召昌容”之仙人昌容相对举,似更合情理。吴注本与倪注本相较,各有得失,它的价值不单是有“经营创始之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可以弥补倪注本的不足。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修辞鉴衡
诗话与文论汇编。二卷。元王构撰。上卷论诗，下卷论文，采集宋人诗话、笔记、杂记而成，是元人对宋人诗文评价的辑录之作。王理《序》云：“《修辞鉴衡》之编，所以教为文与诗之术也。”又云：“尚辞者义亏，植意者事逸。义亏竭塞，事逸耗枯，皆不足以达辞辅理，于道则眊矣。”王构辑录宋人诗文评语，意在提供一种写作的“鉴衡”，即意与辞之间的谐调、双美。比如卷一，既引张表臣《珊瑚钩诗话》“诗以意为主”说，又引葛立方《韵语阳秋》“作诗贵雕琢，又畏有斧凿痕;贵破的，又畏粘皮骨”，即可见全书主旨之一斑。《修辞鉴衡》的另一价值，即宋人散佚诗话，多赖以保存。如《诗宪》，《蒲氏漫斋录》等。《诗宪》据郭绍虞《宋诗话考》，为南宋时书，作者本山谷、惠洪、范温说诗，明确揭示“夺胎”之法与“蹈袭”、“因袭”、“转易(翻案)”的区别与联系，是宋人诗学中极有价值的理论。《蒲氏漫斋录》关于江西诗派的“点化”一法，也有甚准确的评说。对研究两宋诗学颇有裨益。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说：“最初用修辞这个熟语正名本学的，却是元代王构(肯堂)。”认为王书虽不甚精，但可作修辞专书的滥觞。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则认为《修辞鉴衡》不能视为第一本修辞专书，第一本应是《文则》。
兰蕙小史
《兰蕙小史》是近代兰艺历史中最为著名的一部兰谱。吴恩元、唐驼先生将自己毕生选育培植的兰蕙铭品尽数收录书中
霜红词
词集，近代胡士莹撰。胡士莹(1901—1979) 字宛春，室名霜红簃。平湖人。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范围主要为说唱文学、戏曲、小说三个方面，而以话本小说的研究成就最大。中华书局出版的《话本小说概论》，是他的代表作。善书法，亦能画，又善围棋。毕生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工作。 此集自选1921年至1929年间所填词84首,结集题名《霜红词》,在扬州出版。
云泉诗
诗别集。南宋薛嵎(约1270年前后在世)撰。 一卷。 嵎字仲止, 一字宾日, 永嘉(今属浙江)人。宝祐进士,官长溪簿。此集收诗百余首。多歌咏自然景物及个人日常生活。其诗以新切为宗,注重词句锻炼,刻意求工,有“永嘉四灵”之余风。但写景细琐,范围较窄。有《四库全书》本、《汲古阁影抄南宋六十家小集》本、《两宋群贤小集》本。
象山语要
南宋陆九渊(1139—1193)讲学言论汇编。由门人傅子云等编录。陆九渊在讲学中提出了与朱熹格物穷理相对立的主张,他认为心即理,万物由心生,理在心中,应以“立心”求理。在治学方法上提出“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