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你喜欢的书
实践理性批判
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主要伦理学著作,1788年出版。本书是康德批判哲学三部著作中的第二部,全面阐述了作者的伦理学体系,提出了一整套以“善良意志”和“绝对命令”为基础的道德理论,是动机伦理学的典型代表。 这部著作沿袭了传统的章节安排方法,分为极不平衡的两部分:“纯粹实践理性的原理论”和“纯粹实践理性的方法论”。“原理论”对其伦理学观点进行理论论证,占了全书的绝大部分篇幅,包括两卷:“第一卷半纯粹实践理性的分析”和“第二卷关于纯粹实践理性的辩证论”。“方法论”则论述了个人如何进行道德修养的问题。 康德认为,以追求快乐或幸福为目标的经验主义伦理学不可能提供一个有效的道德原则。道德法则与行为的效果无关,而只涉及主体的行为动机。因此,从行为的对象方面得不到普遍的道德原则。这种原则只能从理性的和形式的方面得出。一切道德行为的源泉都在于听从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在康德看来,在人的尘世生活中,德行与幸福是矛盾的。有德行者未必幸福,享受幸福者多是恶棍。二者只有在“至善”概念中才能统一起来。但至善决非现实的人所能达到的,只有在彼岸世界中,才能达到至善。对于有生有死的人来说,唯一的可能是从不完善不断走向完善。人可以追求至善,但永远不能实现至善。所以,为了有效地说明道德行为这个事实,“意志自由”、“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黄氏日抄
南宋哲学家黄震著，又名《东发日抄》。原九十七卷。佚二卷，今存九十五卷。其中，前六十八卷，系黄震阅读经、史、子、集诸书的札记，也有文章摘录。还有作者所读著作的篇目，并“断以己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二)。六十九卷以下，收录作者的奏札、申明、公移、讲义、策问、书、记、序、跋、启、祝文、祭文、行状、墓志铭等作品。作者崇尚宋学，而不率意苟同。对朱熹对《周礼》和《周易》的某些解说不以为然，对邵雍的“先天之说”驳斥甚多。对其他理学家谢良佐、杨时、陆九渊、张九成、杨简也颇有微辞，认为他们言理而杂禅，“以禅说儒”、“以禅证儒”(卷四十一)，“借儒谈禅”(同上)，实际上是将禅学儒学化，又将儒学禅学化。对王安石则更为不满。极力批判佛、道等“异端”，指出“佛、老之害极矣!”(卷九十)维护自尧舜禹，至孔孟所传的道经。该书表达了作者自己的理学思想，把“道”解释为“大路”。认为“夫道即日用常行之理”(卷九十五)，“非超出于人事之外，他有所谓高深之道也”(卷八十二)。以孔子的人性说统一各种人性说，认为孔子言“性相近，习相远”，此六字“参之圣人，稽之众庶，求之往古，验之当今，无人不然，无往不合，此平实语也”(卷八十五)。强调躬行，提出“言之非艰，行之为艰”(卷八十二)的知行观，要求把义理与践行结合起来，认为“六经之旨”已被宋儒，特别是朱熹所彰明，“入耳著心，以正躬行，此正今日紧事，又暇于文公脚下添注脚乎?”(卷八十四)该书最早有元沈逵本。乾隆中汪佩锷校刊本，附入《古今纪要》十九卷。《四库全书》收入。
清静经图注
混然子王道渊 纂图，水精子增注。清同治十一年余明善重刻本。
四气摄生图
四气摄生图，撰人不详。从内容看，似出于晚唐。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灵图类。卷首有序，作者自云幼年慕道，「今则采摄方书，搜罗秘诀」，编成此书，号为《四季摄生图》。书中讲述摄生理论及方法。认为人禀元气而成形，「形气相须，全在修养」。摄养有方则寿，恣情纵欲，饮食不节则百病横生。又称人之五脏六腑与四季、五方、五行相应，各有图像和神名，并各具饮食禁忌及沐浴修斋之法。若脏腑有疾，则可以呵、嘘、呬、吹、呼、嘻等六气吐纳法治之。又称人不畏威则大威至，摄生若无畏，则心乱形躁，神散而气昏。本书所述摄生理论和方法，多采自唐人所作《黄庭遁甲缘身经》、《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幼真先生服内元炁诀》、《孙真人枕中方》等书。
普济方
医方类著作。168卷。明朱橚等编。朱橚,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先封吴王,洪武十一年封为周王,死后谥“定”,后世称周定王。本书取古今方剂汇辑而成,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多人参与考定。成书于永乐四年(1406)。原书已佚,仅有残本。书成于明永乐四年 (1406)。曾于明永乐年间刊印出版,该刊本现仅存21卷;尚有明抄本35卷及清四库全书本及抄本。《四库全书》本将此书原168卷析编为426卷。因卷帙浩大,流传较少。人民卫生出版社于1958—1959年间,据《四库全书》抄本铅印出版,传世方广。朱橚将古今方剂汇辑成编,自行订定并请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人同考论之,成 《普济方》 168卷。尚作有宫词百章。本书现通行之426卷《四库全书》本。
春秋左氏传补注
十卷。元赵汸撰。赵汸尊其师黄泽之说，《春秋》以《左传》为主，注则宗杜预。《左传》有所不及者，以《公》、《穀》二传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陈傅良《左传章旨》通之。此书即是采陈傅良之说以补杜氏《集解》之未及。赵氏认为，杜预偏于《左传》，陈傅良则偏于《穀梁》，如果用陈氏之长以补杜氏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传》之非，则双方皆可得笔削义例。触类旁通，传注得失、辨释悉当。不但有补于杜注，有功于《左传》，即孔子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见。其《自序》云：“《左氏》于二百四十二年事变略具始终，而赴告之情，策书之体亦一二有见焉，则其事与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笔削见义。《公羊》、《穀梁》以书不书发人，不可谓无所受者，然不知其文则史也。夫得其事究其文而义有不通者有之，未有不得其事不究其文而能通其义者。故三传得失虽殊，而学《春秋》者必自《左传》始。”赵汸因其师黄泽《春秋》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必先考史法而后圣人之法可求，若基本原脉络，则尽在《左传》”之教，乃取《左传注》诸书读之，“数年然后知鲁史旧章犹赖《左氏》存其梗概。……又十余年，又知三传而后，说《春秋》惟杜元凯、陈君举为有据依。”此书与其《集传》，在宋元皆为用力较勤之作。现存元至正二十年刻、明弘治六年重修本、明初刻本、明正德汪克锡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玉玲珑阁丛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