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集论
作者：佚名
亦称《法聚论》、《法僧伽》。南传佛教论典。为南传上座部根本七论之一。相传为释迦牟尼佛成道后第四周于思惟时生出。全论文前先举属于善法、不善法、无记三大类的一百二十二门论之本母(Abhidhamma-matika),以及属于漏、无漏二大类之下的四十二门经本母(Suttana-matika)。接着分为四品:第一品为心生起品;第二品为色品;第三品为总说品;第四品为义释品。论中解释了诸法,详细介绍了经藏中的术语。中心内容是解释有关禅定心理的问题,如心与心所的关系,善、恶、无记三性与欲、色、无色界三界之间的关系,众生有情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形式,有情五境与乐、智等心理现象缘生的情况,以及心所所起的相应变化等等。本论在南传七论中位列首位,向与《分别论》并称为南传上座部两大基本论书。公元5世纪时南传佛教学者觉音曾在《清净道论》里对本论的主要论目都给予了解释,而论中的论母部分则在南传《分别论》、《界论》、《双论》、《发趣论》里都被引用过,表明此书可能早出于其他几部论书。由于本论有丰富的心理学思想,故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极大注意。里斯·戴维夫人(Mrs. Rhys Davids)在把它译成英文时,直接取名为《佛教心理学》(Buddhist Psychology)。日本学者木村泰贤在《阿毗达磨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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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古编
印学论著。元吾丘衍著，成书于大德庚子(1300)年。全二卷。上卷为 《三十五举》， 为本书之主体，甚多创获，故后人多直呼此书为 《三十五举》。其中第一举至第十六举详论书体正体及篆写摹刻之法，第十七举论隶书，第十八举至第三十五举论印章文字的篆写。下卷为 《合用文籍品目》，一小篆品，二钟鼎品，三古文品， 四碑刻品，五附器用品，六辨谬品，七隶书品，八字源辨，凡四十六条。其后附录 “洗印法”、“印油法”、“取字法”共三条。后人对此书评价甚高，历来被誉为最早印学经典著作。如元代危素云： “吾丘君隐于武林(今杭州)阛阓间，高洁自持，尤攻篆籀，此编之书，可一洗来者俗恶之习”。夏溥称此书出， “遂变宋末钟鼎图书之谬”，又谓： “寸印古篆，实自先生倡之，直第一手。赵吴兴(孟頫) 又晚效先生法耳”。明清篆刻家多仿效其体例而一再续作，如托名何震的 《续学古编》、清代桂馥有 《续三十五举》、姚晏有 《再续三十五举》、黄子高有 《续三十五举》 等。又清人姚觐元有《三十五举校勘记》。此编曾辑入 《四库全书·子部》、《说郛》、《学津讨源》、《篆学琐著》、《美术丛书》、《历代印学论文选》。附录数则，有考为后人所续者，认为较少价值。
刘壮肃公奏议
刘铭传撰，陈澹然编，凡10卷，清光绪三十二年排印本。此书始自同治九年刘铭传赴陕督师攻回民军，及至中法战争，法国海军进攻台湾基隆，奉命率淮军赴台，保卫台湾;光绪十一年台湾建省，为首任巡抚，开发建设台湾的奏稿。经桐城陈澹然校勘厘订成10卷，谓之十略：出处、谟议、保台、抚番、设防、建省、清赋、理财、奖贤、惩暴。卷首刊有刘铭传的清史本传、家传、墓志铭、神道碑、咨吏部履历、守台事状。
性命法诀明指
16卷。赵避尘(顺一子)撰。此书以赵氏亲身体验为依据,系统论述道教龙门派十六步功法。其道以清静虚无为本、积精养元为根、呼吸升降为法。其论既能博采古代医、道、释诸家之说,又能结合现代医学。并附《卫生性命法诀全图》,能使全书大意一目了然。
昆仑奴传
传奇小说。唐裴铏所作《传奇》中的一篇。“昆仑”是唐代对今中印半岛和南洋群岛的一种泛称;“昆仑奴”是那一地区侨居中国者的通称。小说写崔生与某一大官僚家的歌姬红绡相恋,苦于门禁森严,无由相会。一个有异术的昆仑奴磨勒,不畏强暴,救出红绡,使有情人终成眷属。反映了当时豪门婢妾为了追求爱情幸福、反对封建压迫的愿望。小说语言简洁,叙述婉转,颇具浪漫色彩。收在《太平广记》中。
巧联珠
清雍正间可语堂刊本《巧联珠》目录书影清雍正间可语堂刊本《巧联珠》正文书影清代白话长篇才子佳人小说。四卷十五回。题“烟霞逸士编次”。序中又称其为“烟霞散人”,或为清初太原刘璋。成书于清雍正年间。现存主要版本有五彩堂编次本,藏国家图书馆;清雍正间可语堂刊本,藏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1986年春风文艺出版社“明末清初小说选刊”排印大连图书馆藏本,中华书局“古本小说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作品讲的是一书生经过种种波折,终与意中人团圆的故事。明正德年间,苏州书生闻友(字相如)才华超绝,遭歹人陷害而坏了前程,不得不背井离乡,求助于舅父胡宗尧。途中遇一美女,乃世宦方古庵之女方芳芸。两人 一个慕才,一个爱美,各自有情,通过丫环柳丝传信定情。闻相如在舅父家又遇表妹胡茜芸,两人一见钟情,私定终身。
东西均
明清之际方以智的主要著作。1652年完成初稿，次年加以订正。全书正文二十六篇(含一篇附文)，加《东西均开章》和《东西均记》，凡二十八篇。原仅存抄本，由中华书局1962年校点、整理出版，并附有方以智《象环寤记》一篇。书中反映了方氏哲学上由气本论向心本论的转变，充分发挥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思想，接受了佛教虚无、相对主义理论。伦理学上坚持人性本善，指出人性之善是“无善无恶”的至善。认为“有先天之善、恶，有后天之善、恶;有未生前之善、恶，有已生后之善、恶”(《颠倒》)。强调善恶的标准和区别都是相对的，不可截然分析，“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公符》)，恶是善的补充和作用。绝对的善则超越这种善恶对待，“有善、恶对待之善，有不落善、恶之善”(《反因》)，只有使对待之善恶相因相泯，才能在对善恶的超越中求得绝对至善。“无善无恶乃至善也，有善可为，即兼恶德矣”(《颠倒》)，表现出明显的善恶相对主义倾向。主性善情恶，以善在恶中论证性在情中，理在欲中，“性善，情恶，无意为之则善，有意为之则恶”(《公符》)。把心性区分为公心、独心，公性、独性。公心是“先天之心寓于独心者也”，“公性则无始之性”。倡导“各安生理”，提出“自食其力”的道德原则，认为维持生命之食是道德的基本点，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生活资料，才符合道德的起码要求。(《食力》)在生死观上，主张“不虚生，不浪死”(《无如何》)，要求人们无心于生死，“生死自生死，可出可入”，“不浪死虚生以负天地”(《生死格》)。但并不否定封建纲常伦理，对传统名教叛逆者李贽大加贬抑，指斥他是“官不称意”，于是“颠倒其说以快意，一切不顾”，“遂为坏名教、乱天下之渠魁”(《名教》)。反映了方以智维护传统纲常名教的道德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