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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大恐慌
1789年7月和8月初，一股异乎寻常的恐慌蔓延整个法国，几乎无与伦比地展示了谣言的力量及其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冲击。短短两星期内，在三分之二的法国领土上，一座座城镇和村庄相继沦陷，只因害怕“盗匪”来袭。据说，这群盗匪在乡间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恐惧的胁迫下，大批村社居民纷纷逃离家园，藏身近旁的树丛和森林。或者，他们匆匆纠集起来，在城镇外围拦起路障，试图抵御歹徒的袭击。在恐慌期间，最令人惊讶的事实莫过于——那些令人战栗的“盗匪”实际上从不存在。 本书作者勒费弗尔堪称20世纪研究法国大革命独一无二的大家，通过对法国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当代出版物和手稿的仔细研究，他对大恐慌作了旨趣迥异的描述和解释，并深入探讨了可能引发大恐慌的深层原因和背景因素。 这一著作不愧是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大众心理和集体情感最卓越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是一部史学经典，任何有志于了解历史上人类行为动机的读者都不应错过。
澹轩集
诗文别集。一作《李澹轩文集》、《澹轩文集》、《李滨老集》。八卷，其中诗三卷。宋李吕撰。《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七五《澹轩李君吕墓志铭》称吕“读《易》六十四卦，皆为义说，徧观经史百家之书，……凡兴衰得失论著数百篇”。吕卒于南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墓志铭作于略后，未云有集，知其时集尚未刊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墓铭云吕有《澹轩集》十五卷云云，偶误)。其集之刊行，未知始于何时，《宋史·艺文志》无著录。《文渊阁书目》卷九始著录，谓一部十五册。《箓竹堂书目》著录，谓三册。《国史经籍志》卷五著录，谓十五卷。《千顷堂书目》卷二九著录，谓十五卷。知其书明末清初犹存。清修《四库全书》时已不见其书，乃自《永乐大典》辑出，编为八卷;卷一至卷三为诗，计五古四十首、七古十四首、五律二十四首、五言长律一首、七律四十五首、五绝五十三首、七绝四十六首，卷四为词，计二十四首;卷五至卷八为各体文，计四十九篇。而墓志名所云“论著数百篇”皆未见，知所佚者甚多。今人栾贵明《四库辑本别集》复自《永乐大典》残卷辑得五古、七古诗各一首，跋二篇。
无上九霄玉清大梵紫微玄都雷霆玉经
《无上九霄玉清大梵紫微玄都雷霆玉经》，简称《雷霆玉经》。撰人不详。从内容文字看，似为北宋末神霄派道士所造。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真部本文类。经文乃上天神霄玉清真王长生大帝传授，主要论述神霄雷法。内称：神霄玉清真王是浮黎元始天尊第九子，玉清元始天尊之弟，太上老君之叔。该神统领元象，主握阴阳，滨屋九霄三十六天雷霆之政。雷霆者，乃天地之枢机，能赏善罚恶，司生司杀。「上自皇天，下自地帝，非雷霆无以行其令；大而生死，小而荣枯，非雷霆无以主其政。」故下界安国抚民，消灾求福等事，皆隶属雷霆之政。经文详述上天九霄府之宫室建制，官僚机构，及其下属诸雷神之姓名和职司等。卷末载「九霄卡清太梵紫微仙都符」九枚，并有咒颂。谓诵经念咒可得超度，不入地狱。
集林长短句
词集，王国维作。集林长短句是静安先生晚年自选入观堂集林中的二十三首词，多愁苦之作，少欢娱之词。
左氏释
二卷。冯时可(生卒不详)撰。冯时可字敏卿，号元成，松江华亭(今属上海市)人，明代文学家、经学家。冯时可之父冯恩为明代大哲学家王守仁弟子。冯时可为隆庆进士，官至湖广布政司参政，所至着治绩。其生平着述颇多，除此书外，还有《左氏讨》、《左氏论》、《上池杂识》《两航杂录》、《超然楼集》、《天池集》、《石湖集》、《皆可集》、《绣霞集》、《西征集》、《北征集》。此书是《左传》训诂之作，其间虽有臆断，但精核可采者颇多。如僖公四年“筮短龟长”，冯时可释曰：“筮矩龟长出于卜人，术家自神其说也。而杜以为物生后而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龟象筮数，故象长数短。然象数非有先后，则筮龟曷有短长耶?”较杜说为是。又如昭公二十年“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杜注孔疏皆谓冶石为铁，用橐扇火谓之鼓，计会一鼓便足。冯氏则引王肃《家语》注云：三十斤为钩，四钧为石，四石为鼓，盖用四百八十斤铁以铸刑书，适给于用，亦较杜注孔疏为胜。其间亦有议论，随事而发，如庄公三十二年“圉人荦投盖稷门”，冯氏论之云：“此力臣也，善御之则为卫，不善御之则为仇，鲁庄不委政庄父而慎于择嗣，即百荦何为哉!”此书原与《左氏讨》、《左氏论》合编于《天池集》，《四库》编辑者单独录出。现存《元敏天池集》刻本。
叶氏春秋传
二十卷。叶梦得撰。其平生着述颇多，除《春秋传》外，还着有《春秋考》、《春秋谳》、《春秋指要总例》、《石林春秋》、《石林居士建康集》、《石林词》、《避暑录话》、《石林燕语》、《石林诗话》。叶梦得认为，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尽废三传以从经，苏辙《春秋集解》力主《左氏》而轻《公羊》、《穀梁》，皆不免有失偏颇。故此书参考三传以求经，不得于事则考于义，不得于义则考于事，相互发明。他评三传得失说：“《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以不知经故也；《公羊》、《穀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以不知传故也。”因而他要斟酌三家，以求史实与大义之契合。如隐五年《经》：“春，公矢鱼于棠”。《公羊》、《穀梁》作“观鱼”。《公羊》以远观为讥，《穀梁》以亲卑者之事为非正，而《左传》则训矢为陈，以陈鱼而观之为非礼。杜预《集解》亦云“书陈鱼以示非礼”。而孔颖达《五义》则调和三传之说，认为陈鱼是“谓使捕鱼之人陈设取鱼之备，观其取鱼以为戏乐。”叶氏认为，“矢”字当从《左传》，且云“矢，射也。古者天子、诸侯将祭，必亲射牲，因而获禽亦以共祭。春，献鱼之节也。公将以盘游，盖托射以祭焉，以公为荒矣。于是公子驱谏曰‘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非其矢也。”’叶氏经文虽从《左传》，但解释则创新说，而其详于考证而少空谈。重视训诂和史实，正是叶氏治学之特点。此书于宋宁宗开禧中与《春秋考》、《春秋谳》一道，由梦得之孙叶筠刻于南剑州，此本今仍存，此外还有康熙《通志堂经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