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华经安乐行义
作者：慧思
全一卷。陈·慧思（515～577）述。又称安乐行义、法华安乐行。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六册。本书为慧思依法华经安乐行品所阐示之三昧行。书中主张实践法华经之法华三昧有二种，一为有相行，二为无相行。所谓有相行，系就法华经普贤劝发品而说观普贤行，强调若精进诵读法华经，于此行法成就时即心眼顿开，能见乘六牙象之普贤菩萨。然本书主要重点在于依安乐行品之经文解释无相安乐行，谓无相行乃精修禅定，体得一切诸法中‘心相寂灭，毕竟不生’之三昧。慧思向为实践般若空义，以达佛教之奥旨，而屡遭迫害；为折服当时各种异说，并令彼等归依正法，遂将其生活体验论述成书。本书非但兴隆禅修及念佛，且促成以止观为宗之天台教派之诞生。对中国佛教教理史之影响甚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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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匙
《钥匙》是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创作的中篇小说。小说由教授和妻子郁子两人的日记组成，作者试图在暗潮汹涌的四角关系中刻画人性之不解与多变。《钥匙》在结构上的特点是小说全篇由教授和郁子两人的日记组成。两部日记有鲜明而扭曲的共同特点——日记本是隐私的，但男女主人公记日记初始就希望对方能够读到，所以时不时流露出为对方而写的心态。他们既希望对方能够揣测自己的隐蔽欲望，又不希望对方猜到后给予明确的反应。谷崎润一郎将四人多角关系的暗潮汹涌、心计伪装描写得淋漓尽致，试图揭示人的欲望亦创造亦毁灭的双面性。
乐圃余稿
宋代诗文别集。10卷。朱长文撰。全名为《吴郡乐圃朱先生余稿》。朱氏生平著述丰富,所撰诗、词、赋、辩、表章、杂说凡100卷,号《乐圃集》。南渡后毁于战乱。其从孙朱思裒集遗文得诗163篇、记5篇、序6篇、启7篇、墓志5篇、杂文6篇,分为10卷。又以墓铭、表、传等编为附录1卷刊行于世。因年代久远,朱氏后人仅藏钞本。康熙五十一年(1712)其裔孙朱岳寿重加校订,并作跋附后,刊行于世。此书前5卷为诗,后5卷为文。卷末有附录1卷。后被《四库全书》辑入。《两宋名贤小集》也曾辑入本集,但仅有2卷。米芾所撰《墓表》称作者“至于诗书文艺之学,莫不骚雅造古”。张景修作《墓志铭》也说朱长文“作诗雅训得古风”。观其集中之作,文风明白坦易,不务为奇崛之言。卷4《奉陪太守及诸公游虎丘》有句云:“何必襄阳孟浩然,苦吟自可继前贤。”显然,他自以为诗风与孟浩然有相似之处。本集今存善本除上述康熙刻本之外,主要有多种明清抄本。清抄本一般附有补遗1卷、附录1卷。
校雠通义
内篇三卷，外篇一卷。清章学诚撰。章学诚(1738－1801)，原名文斅，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此书成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系在其自着《和州志》、《艺文志序例》基础上，仿宋人郑樵(1104－1162)《通志·校雠略》而成。原题《续通志·校雠略》，后手稿被盗，又重定为三卷。卷一含原道、宗刘、互着、别裁、辨嫌名、补郑、校雠修理、着录残逸、藏书等九篇，阐述目录学之宗旨，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指导性原则以及“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重要方法。卷二为补校《汉书·艺文志》、郑樵误校《汉志》、焦竑误校《汉志》等三篇，主要是训核郑、焦二氏之误谬。卷三为《汉书·艺文志》自六艺至方技六篇，分析《汉志》得失。外篇收序跋及文史杂论二十一篇，在目录编制方面创立“互着”、“别裁”二法，主张图书分类应该与学术发展相互适应，不愧是集我国古代校雠学大成的严谨着述。另外章氏还强调编制专科目录的重要性，要求改革传统目录学体系，树立目录应该以为学术研究提供服务为主的观点。有清光绪三年(1877)章氏贵阳刊本、《章氏遗书》本、《粤雅堂丛书》本、嘉业堂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1956年古籍出版社校点本。
傅氏杂方
方书，一卷，清傅山撰。
左传补注
六卷。清惠栋撰。此书是惠栋《九经古义》之一。惠栋认为杜预《春秋左传集解》颇多违误，“因刺取经传，附以先世遗闻，广为补注六卷。用以博异说，祛俗议。宗韦、郑之遗，前修不掩；效乐、刘之意，有失必规，其中于古今文之同异者尤悉焉。”(《自序》)此书所搜集之先秦两汉古训极为宏富，除“春秋”经传之外，诸子有《荀子》、《墨子》、《韩非子》、《孙子》、《吴子》、《尉缭子》、《潜夫论》、《论衡》等十几种，史书有《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世本》等，此外还搜集有《水经注》、京相旸《春秋土地名》、《说文》、《尔雅》、《玉篇》、《经典释文》、《隶释》、金石资料等专门性着作，偶尔亦引用宋儒之说。其考证相当精核，如隐五年《传》“则公不射”，引《周礼·射人》“祭祀则赞射牲”，《司弓》“矢倛射牲之弓矢”，及《国语》倚相之言，证旁引射蛟之误；僖公五年《传》“虞不腊矣”，引《太平御览》旧注及《风俗道》、《月令》章句，证腊不始于秦。僖公二十二年《传》“大司马固谏曰”，引《晋语》“公子过宋，与司马公孙固相善”，证固为人名；文公十八年《传》“在《九刑》不忘”，引《周书·尝麦解》证为刑书九篇；宣公二年《传》“以视于朝”，引《毛诗·鹿鸣》笺、《仪礼·士昏礼》注，证“视”为正字，作“示”为误；宣公三年《传》“不逢不若”，引郭璞《尔雅》注作“禁御不若”，证以杜注“逢”字在下文，知今本伪写；成公十六年《传》“彻七札焉”，引《吕览·爱士篇》，证郑康成一甲七札之说；襄公二十三年《传》“娶于铸”，引《乐记》郑注，证铸即祝国；襄公二十七年《传》“崔抒生成及强而寡”，引《墨子·辞过篇》，证无妻曰寡；哀公二十五年《传》“袜而登席”，引《少仪》，证燕必解袜等，如此之类，皆言之有据。惠氏所处之时代，小学尚未发展到高峰，因而惠氏对古训缺乏分辨能力，其考证体现了一种唯汉是从之倾向。如昭公三年《传》“君子不悛，以乐慆忧”，杜预训慆为藏，刘炫训慆为慢，惠氏则据《诗·唐风·蟋蟀》“日月其慆”毛传“慆，过也”，主张训慆为过。杜氏训慆为藏，是用假借；刘氏训慆为慢，则由《说文》引申；而毛氏训慆为过，于诗文义贴切，但非慆之本义。惠氏用毛传，于此则与文义扞格。又如“公即位”之“位”，惠氏认为应从古文作“立”；“屡丰年”之“屡”认为应从《说文》作“娄”，皆是泥古之论。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书云：“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非常恰当。此外，此书引证虽富，但疏于材料之鉴别，如其引用《竹书纪年》，未注意古本与伪托本之别，其常引用之《小尔雅》，亦非汉孔鲋所撰。现存乾隆三十七年胡亦常刻、三十八年张锦芳续刻本、《贷园丛书》本、阮刻《经解》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本。
内绍种禅师语录
3卷。清 种说，照维等记 附颂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