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云吹万真禅师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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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泉集
十四卷。明边贡(1476—1532)撰。边贡字廷实,号华泉,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除太常博士,擢兵科给事中,升太常丞,出任卫先军,荆州知府,累官至南京户部尚书。因人弹劾其纵酒废职,罢归。著有《华泉集》。边贡的诗文集先由刘天民编辑,于嘉靖十七年(1538)刊刻行世。此集为万历年间魏允孚刊刻;共十四卷,包括诗八卷,文六卷。其诗在当时颇享盛名,尤其是五律创作的艺术功力,一向为论者所叹赏。何良俊《四友丛说》评论说:“世人独推李、何为当代第一。余以为空同关中人,气稍过劲,未免失之怒张,大复之亮节俊语,出于天性,亦自难到,但工于言句而乏意外之趣。独边华泉兴象飘逸,而语尤清圆,故当推此人。”陈子龙在《明诗选》中也说:“尚书才情甚富,能于沉稳处见其流丽。声价在昌谷之下,君采之上。今考其诗,才力雄健,不及李梦阳、何景明善于用长。意境清远,不及徐祯卿、薜蕙善于用短。”陈田《明诗纪事》指出:“华泉古诗佳作不及何李之多,律体翩翩,自是风流一代人豪。”这一评价似较为全面、公允。
文学改良刍议
论文。胡适著。发表于1917年1月《新青年》2卷5号。作者从白话文运动的立场出发,提出改革旧文学、建立新文学应从“入事”着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究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文章着重于提倡文学体裁的大解放,冲破旧形式的束缚,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从我国白话应用的历史中得出“白话几成为文学的语言”的结论。作者认为根据上述主张创作出来的新文学,从历史进化的眼光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作者也注意到文学内容的改革,提出文学应有“高远之思想”、“真挚之情感”;还提倡描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的写实主义。该文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第一篇反对封建旧文学的号召书,对于开辟新文学运动的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
康济录
《康济录》原名《救饥谱》,系清初钱塘县监生陆曾禹所辑。乾隆四年,其同乡吏科给事中倪国琏“录其大要,共为四卷”,奏呈御览。乾隆谕令南书房翰林“详加校对,略为删润”,命名为《康济录》,于乾隆五年刊行。此后至乾隆四十九年,又经校核,收入《钦定四库全书》吏部十三之政书类三“邦计之属”(以下简称“四库本”)。该刻本总目共列“前代救援之典”、“先事之政”、“临事之政”、“事后之政”等四卷及附录(包括“摘要备观”、“赈粥须知”、“捕蝗必览”和“社仓条约”),但其正文又将第三卷“临事之政”分为“卷三上”、“卷三下”两部分;将第四卷“事后之政”和“附录”并为一卷,分称“卷四上”和“卷四下”,后者所附内容次第编入“卷四下之一”至“卷四下之四”。故《四库全书提要》称此书共为六卷。
南宗抉秘
画学论著。清华琳著。一卷,凡三十则。专论南宗写山水方法。提出“南宗之用笔,似柔非柔,不刚而刚,所谓绵里针是也”的观点。又论用笔、用墨及论三远法,皆从作者亲身的审美体验中提出,强调以“推”为法:“盖有推法焉,局架独耸,虽无泉而已具自高之势;层次加密,虽无云而已有可深之势;低褊其形,虽无烟而已成必平之势。”指出以神表现中国山水三远法,反对以堆叠为推,以穿斫为推。要求“似离而合”的审美原则,“疏密其笔,浓淡其墨,上下四傍,晦明借映,以阴可以推阳,以阳亦可以推阴。直观之如決流之推波,睨视之如行云之推月。”说明以笔墨阴阳表现高、深、平三种境界。是书约作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画论丛刊》和《中国画论类编》据《屏庐丛刻》本收录。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一卷,旧题元吴澄著。其书以三百六十天,五天为一候,共七十二候,又以七十二候分属二十四气,各加训释。吴澄作《礼记纂言》,曾引唐《月令》,分著五日一候之义,但并未闻其著有此书。书中说多矛盾肤浅,故清儒多以为此书为好事者托名吴澄。
诊余举隅录
医案。清陈廷儒撰。二卷。廷儒字匊生,阳湖(今江苏武进)人。世医出身,儒而兼医。中年客游南北,颇有医名。集生平所治疑难证治,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撰成此书。取举一反三之意,故名。按证分类,凡五十四种证治,约三万余言。包括伤寒、湿病、咳喘、泄痢、诸痛、虚劳、中风、痿、疟,及妇、儿科病证。每证首论病因、病理及治则,次叙详细病案,末论辨证施治之理,理论与证治紧密结合。其中天人参治证、妇女经闭寒热证等证治,将阴证阳证、寒证热证、虚证实证病案对比列述,以示辨证之要。陈氏重视患者的体质因素,善用四诊八纲,辨证较精,施治灵活。按语精详,夹叙夹议,颇为可取。有光绪二十四年校刊铅印本、二十五年铅印本,《珍本医书集成》本。






